國際政治板

儘管全球經濟陷入危機，但中國今年有可能實現近10%的高增長。因此愈來愈多人認為，全世界的資金將湧入中國，中國股市和房地產將會全線飄紅。

但也有人預測這種情況可能會突然終結，憑藉“中國泡沫會破滅”的預測進行打賭。據《紐約時報》1月7日報導，部分對沖基金為了“賣空”中國的股份公司，正在疲於奔命。“賣空”是借入某公司股票拋出，後以低價重新回購賺取差價的投資手法。

“空頭大師”查諾斯（James Chanos）2001年因準確預測美國能源企業“安然（Enron）”會破產而一舉進入華爾街巨富行列。他從去年夏天開始研究賣空中國企業股票的方法。中國不允許在股市進行賣空，並且嚴格限制外國投資者的投資。查諾斯說：“計劃賣空（與中國需求相關的）水泥、煤炭、鐵礦石、建設相關企業的股票。”

查諾斯此前準確預測安然以及Boston Market、泰科國際有限公司（Tyco International Ltd.）等優良企業的股價會暴跌而名聲大噪。查諾斯在上月接受美國經濟專門頻道《CNBC》採訪時表示：“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比迪拜嚴重1000倍以上。中國被過於扶持的經濟正走向崩潰。”查諾斯強調說：“比起對資產價格的高估，信用的過剩供應才是製造泡沫的主要原因，目前在地球上還沒有一個地方的信用過剩供應程度能趕得上中國。”

英國時事週刊《經濟學家》也在1月7日警告稱，世界經濟，特別是中國等新興市場的泡沫有破滅的危險。《經濟學家》曾於2007年在美國次級債危機發生之前多次發出警告。《經濟學家》分析稱：“世界股市的股價比去年3月份上漲70%。引發低利率和龐大財政赤字問題的救市政策，以及一直居高不下的資產價格無法持續下去。”

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0/01/09/20100109000014.html

經濟觀察報 俞天任/文

去年12月15日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日本期間，日本方面打破“會見天皇需提前一個月申請”的規則，安排明仁天皇與習近平會見，引起人們對中日關係進一步緊密化的種種猜測。近年來中日關係逐步升溫，尤其是以日本民主黨爲首的新政府上台後，中日關係前景大好。本文擬通過探討日本的天皇制度，促進我們對日本獨特政治體制的理解，以爲我們瞭解這個東方近鄰提供更多信息。

從日本憲法來看，作爲象徵性國家元首的天皇是日本的象徵和日本國民統合的象徵，天皇及其家族受到優厚的待遇是理所應當的。天皇和皇族沒有就學、就職和生活上的憂慮；有專門的皇宮警察和普通警察保護他們的安全；有一千多名國家公務員組成的宮內廳照顧著他們日常起居；他們免交所得稅，日本的《關稅法》上都明文規定 “天皇和皇族用品免除進口關稅”；他們起居的皇宮和各地的離宮、別宮都是國家出錢維護修理，可以這麽說，天皇及其皇族是世襲的“國家公務員”，只要日本國家繼續存在，天皇和皇族就是無憂無慮的。

在天皇的地位如此崇高的情况下，日本人中居然還有一種“天皇解放論”的思潮，有人不斷在出版物、電視討論會上呼籲 “給天皇和皇族以人權”。這又是怎麽一回事呢？

這是因爲日本的皇族實際上除了在生活上受到優待之外，其餘方面可以打問號的地方不少。

首先，天皇是沒有姓氏的，這是因爲，在歷史上日本的姓氏是由社會等級高的人賜給等級低的人的，由于天皇的社會等級最高，因此無人能够給天皇賜姓，因此天皇就沒有了姓氏，同樣因爲在戰前天皇是“現人神”，當然不會擁有人間的戶籍，戰後天皇發表了 “人間宣言”，但這個問題實在太敏感，所以也沒有人去踩這個雷區，到現在天皇和皇族還是沒戶籍，名字和身份只是記載在歸宮內廳保管的 《皇統譜》中。沒有戶籍也就沒有護照，日本皇族出國旅行的時候都是由外務省頒發一次性使用的旅行證件。和英國等存在貴族的國家不同，從法律上說日本是沒有貴族的，但是，英國的貴族和平民僅僅存在一些權限上的區別，從法律上來說貴族也是國民的一員，而日本皇族在法律上的這種曖昧地位甚至使人對皇族是不是國民，皇族有沒有日本國籍都産生過懷疑，最後是在1989年東京高等法院的一份判决書裏面才指出“天皇是有日本國籍的自然人”，這樣天皇和皇族的國籍才總算有了結論。

是日本國民的話，根據日本憲法，就應能行使日本國民應有的基本人權，比如國民都有的“言論自由”，“職業選擇的自由”，“遷居的自由”，“參加選舉和被選舉的自由”，“婚姻的自由”等等。但是實際上皇室成員根本就沒有這些自由。這樣才有了“給天皇以人權”的說法。

按照君主立憲的原則，天皇只是象徵性的國家元首，因此天皇及其家族不能參與國內政治，不能對國內政治指手畫脚，這算不上沒有“言論自由”，但是日本皇族所受的限制更爲徹底，不僅在公開場合不能評論國內政治，而且根本就不能隨便說話，所說的話都是被要求說的。

每天皇族都按照已經制定好的活動計劃，按照規定的路綫，去指定的地方參加預定的活動，或者會見預定的人物，說些按規定要說的話，連說話的節奏也都得按照“皇室的節奏”。無論國內國外的新聞記者們在如何騷擾，皇族們的臉上必須充滿 “皇家的微笑”，不能皺一下眉頭。皇室成員經常要參加一些文化活動，比如參觀畫展等。此時皇室成員必須和每一位在場的作者們說同樣語氣和同樣長短的話，不但對于有可能不合自己胃口的作品不能批評，即使自己很喜歡一個作品，也不能多贊美一句，因爲這有“可能被人利用”的可能，天皇和皇族的名義决不能爲人所用。實際上就連皇族們的食譜也是在一個月以前就已經制定好了，而且對于食物是不是可口，皇族們也不能評價。

實際上皇室是沒有財産權的，根據日本憲法的規定，皇室所擁有的一切財産全歸國家所有，皇室無權處分皇室財産，這就是皇室免交固定財産稅的理論根據。皇室成員當然也沒有婚姻自由，《皇室典範》第十條明文規定：“立後以及皇族男子的婚姻必須經過‘皇室會議’的討論”，這個皇室會議是由衆參兩議院的議長、內閣總理大臣、最高法院長官和一名最高法院法官這幾位立法、司法和行政領導人組成。皇族的婚姻實際上受政治干涉得很厲害，現皇太子德仁親王和小和田雅子結婚的時候很長時間沒有得到同意，就是因爲小和田家是引起水俁公害病的“日本窒素”公司的股東，人們怕這會影響皇室形象。

現在的美智子皇后的父親，日清制粉的社長正田英三郎，當年就是因爲女兒嫁進了皇家，不得不在45歲上從社長（總經理）的位子上退下來，當挂名的會長（董事長），然後在54歲那年乾脆退休回家。女兒嫁進皇室以後，正田英三郎就沒有在公開場合下露過面，說過話。生怕給女兒家招來麻煩。他在1999年以96歲高齡默默去世。

當然，從理論上說，如果對這些限制措施不滿意，可以選擇“脫離皇籍”去做一個普通人，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出現過先例。但是這條規定也只是對于“天皇以外的皇室成員”，就是說天皇本人是沒有職業選擇的自由的，他不能辭職。因爲有這些背景，所以在美國長大、曾經是高級外交官的皇太子妃小和田雅子在嫁入皇室後幾乎精神崩潰，也正是由于她的遭遇，才使得有人高呼：“給天皇以人權”。

照顧天皇及皇族日常起居的是宮內廳。宮內廳現在是內閣府下屬的一個行政部門，但却是日本所有政府行政部門中最古老的一個，起碼在公元680年前後就已經存在了。宮內廳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只管照顧天皇及皇族生活的後勤或服務部門，幷不是像外人所想像的那樣是天皇在領導著宮內廳，而是一千多年來一直是宮內廳在管理著天皇及其皇族。

雖然天皇在戰後放弃了“現人神”的地位，宮內廳也從獨立于內閣的“宮內省”變爲內閣裏的一個部門，但是天皇制和天皇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一個很微妙而敏感的話題，因此誰都不願去惹麻煩。政治家當然更是這樣，除了皇室的婚喪嫁娶這種依照法律必須由內閣開會决定的事情以外，內閣絕不會去主動過問皇室的私事，這就使得宮內廳還是一如既往地管理著皇室，類似于一個獨立王國。

隨著明仁天皇的逐漸步入高齡，爲了讓明仁天皇不被過多的國事所累，十年前宮內廳制定了一個“三十天定律”，想面見天皇的客人必須提前三十天預約，以方便宮內廳安排天皇的日程。這個定律在名義上是爲了不讓天皇過度勞累，因爲天皇在四年前因爲前列腺癌動過手術，可是實際上呢？去年全年“天皇陛下”或者是“天皇皇后兩陛下”參加的所有公務活動居然有668次，平均每天1.8次以上，這個數字是已故裕仁天皇在同年齡時參加的公務活動的2.3倍，這就可以看出宮內省長官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天皇是日本的國家元首，哪怕只是象徵性的，他也是代表著日本國，必須參加國際活動，這是不可避免的。天皇不能介入政治，不能出于政治目的利用天皇只是對日本國內黨派政治而言，這也是不言而喻的。就像民主黨的小澤一郎所指出的，天皇是在“內閣的助言和承認下從事國事活動”，而所有的這些國事活動無一不是爲了日本的國家利益，如果要完全遠離政治的話，天皇就不能進行國事活動。

“三十天定律”幷不是一項法律，但它到後來居然成了不可違反的金科玉律，被在野的自民黨作爲攻擊執政黨的武器。實際上在這場爭論中在政治利用天皇的正是口口聲聲 “不能政治利用天皇”的自民黨，因爲天皇幷不是在代表民主黨內閣接見外國要人，而是在代表日本國。

（作者現居日本）

●編者按：河南青年醫生王淑平女士九十年代透過專業分析，發現愛滋病由血槳經濟的交叉感染而氾濫，驚動國家衛生部而關閉全國血站，為防艾立下大功。但是她卻遭到打壓，失去工作，被迫離鄉背井赴美求生。王醫生十二月二日在華盛頓DC接受開放主編訪問，詳談中國愛滋血禍內幕和個人的遭逢。

在出版高耀潔醫生《血災：一萬封信》時，我留意到書中第一個向北京反映河南愛滋病是因賣血而傳播並受到打壓，不得不出走國外的「王淑平醫生」。我想，高醫生被迫來到美國，已是有例在先，她們關係如何？這次在華盛頓的傳媒約會中能見到她嗎？

當看到對華援助協會傳來的嘉賓名單中，果真有王淑平的大名。不出所料，在羅得島大街的酒店初次見面的印象，和廣為人知的高醫生不同，王淑平是中年一代的仍然年富力強的一位中國醫生。由這兩代讀書、工作都在河南而與愛滋病防治結緣的醫務工作者來向美國公眾說明真相，那實在是再好不過的安排。如果，說高耀潔的事蹟更多地顯示了中國老一輩醫師執著的人道主義精神，那麼，王淑平則是代表中國文革後一代知識份子忠於專業操守的務實風格。

親身參與河南採血漿站工作

在華盛頓匆匆三天，日程很緊。和王醫生的訪問只能安排在深夜，談了約三個小時。

王淑平一九八三年從河南醫學院畢業，專攻傳染病防治。八六至九一年在河南周口地區防疫站工作，負責輸血後肝炎調查，透過人群和臨床調查乙型肝病的防治。周口地區在豫東中部靠近騾河市，轄九縣一市，人口超過一千萬。她們的調研工作與北京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研究所合作。雙方人員，互通來往，論文發表在《中華病毒學雜誌》，九一年他們的工作已小有名氣，受到業界注意。

一九九一、九二年間，周口防疫站辦起了「單採血漿站」，是擴大經濟效益的副業。因王淑平專長血液分析，被任命為副站長。採漿站多少人呢？正副站長、醫生、護士、會計共約三十五人，其中醫生僅二人。站長是個軍隊轉業幹部。開張之前，王淑平和一班護士專程去河南空軍的老血站學習取經。

人的血液分白血球、血漿兩部份，離心機可將二者分開，血漿在上，血球沉在下，若一半對一半。血站只取上面的血漿，血球則加點鹽水輸還給獻血人。一次抽五百ＣＣ，還回二百五，故要抽兩次，才夠五百ＣＣ血漿。

因為只要血漿，這樣的抽血站就叫「單採血漿站」。規定一個人一月能抽二次，即賣血漿一千ＣＣ。

想必血漿一定很貴吧？這正是副業有利可圖的原因。王淑平介紹，血漿是製造「白蛋白」「球蛋白」的主要原料，白蛋白給危重病人用，一小瓶一百多元，球蛋白可防治肝炎，價格便宜一些。生產這兩種血製品的廠商，有上海生物製品所、鄭州空軍、石家莊、瀋陽、蘭州、武漢等地的軍隊和地方生物製品所。他們都收購血漿，由銀行貸款，三天兩頭就有銀行的人來坐等交貨付款。除了內需還出口血漿，據醫學科學院的人透露，每年出口的血漿可賺「十八個億」。

一個血站一天抽血約五百八十人，或六百人，五百ＣＣ獻血收入四十五至七十五元不等，一天可抽血三十萬ＣＣ，收購價大約每噸血漿（二百萬ＣＣ）二十萬元，可進帳六萬元，支付獻血者三萬多元，一個血站一天就可以賺兩萬多元，一年就近一千萬元。但發給員工的一年只有一個紅包，一千多元。血站是縣衛生局的下級，收入不用上繳。到九四年每縣都有一、二個血站，周口地區共十五個。

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二○○一至二○○三年全國血液製品用血漿量，每年是二千七百噸、三千噸、三千八百噸，二○○六年為四千噸。而這些血製品銷售收入○二年為二十六億元，○三年為三十二億元。換言之，一噸血漿變成血製品後會值八十多萬元，比從血站收購價高四倍，而賣血者一個月兩次不過收入一百三十元。因此，大陸普遍瞧不起賣血的窮鬼，也把血站人員叫做吸血鬼。

透過丙型肝炎測試發現交叉感染

王淑平醫生在血站只做了一年。她的工作是抽血前檢查獻血者有無乙型肝炎、肝功能轉氨磓四十是否升高、蛋白夠不夠。

她在工作中發現，第二次、第三次獻血的人肝功能轉氨磓上升超過四十單位，懷疑是否另有肝病毒？乙型肝炎可經過手口傳染，丙型肝炎病原只有血液才可傳染，但沒有試劑，不能檢測。於是她留下血液樣品，九三年六月去北京醫學院病毒所拿到試劑，一查，果真是丙型肝炎。說明是抽血過程中的「交叉感染」所致，即醫療器具如剪刀共用、分漿室換衣不嚴格、血袋也共用。王淑平即向護士們提出要求，醫具每人分開，但站長不支持。

丙肝污染與愛滋病有何關係？王淑平醫生說，九十年代初中國沒有愛滋病問題，但九四年已有文章說丙肝的感染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三，交叉感染在各地血站嚴重，而賣血者為多賺些錢，到處串獻不受一月二次的限制。於是她在九三年到北京衛生部疫症司三次，向一位資深防疫專家莊教授反映，莊教授也知道雲南邊界已有二至四成吸毒者是愛滋病帶菌者，這些人如果進入血站，受滋病毒就會如丙肝一樣在中國氾濫開來。

九四年，王淑平做課題研究，將血站交叉感染情況寄給莊教授，莊教授報告衛生部，引起重視。部裡詢問河南省衛生廳，省裡追血頭。要求報告各站交叉污染情況。王淑平的站長，找到她了。質問她為甚麼要向北京報告，是刁難血站的工作。把她攆出血站，調到周口地區衛生局疫政處做主治醫師。月薪二百多元。疫政處是管各血站的，更有利於王淑平調查血站的全面情況。

她和副局長五、六人下去檢查，發現各站轉氨磓都超過百分之四十，在四十到八十間的獻血者仍在用，他們下令將原有二萬獻血人淘汰只剩下六千人。並向地區專員匯報，專員要開大會防止交叉污染，但血頭抱怨生意不好了，他們要繼續幹。要求成立臨床檢驗中心，但不撥款，成立不了。

這時，終於在一個血站中查出了一個愛滋病的陽性反應ＨＩＶ者。遂於周口成立唯一的臨床檢驗中心。北京也支持，九五年召集各血站試驗室主任開會，都承認輸血污染嚴重。

發現愛滋病毒震驚北京曾毅院長

這個愛滋病毒感染者約三十八歲，太康人。他說在昆明嫖妓一次，又在昆明賣血，染上愛滋病。回河南後，在商丘幾個血站也獻過血。王淑平見他靜脈都是腫的，試劑查證，是陽性反應。

她給區衛生局長、省衛生廳長反映，要求血站加上檢查愛滋病毒檢測指標，以防愛滋流傳，但不被接受，理由是檢測費用太貴，血站負擔不起。王淑平鍥而不捨，收集各地四百零九份血漿採品，用四家不同試劑做愛滋檢測，結果陽性反應都在百分之十三上下，證實感染嚴重。她立即報告衛生局長，局長當面誇獎她：「為全區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王淑平稟報局長：ＨＩＶ感染在上蔡、開封，全國還有更厲害的地區，請你向上報告。

可是，一個月後，她再見局長，詢問上報沒有？局長反問她：到底你做的對不對呀！原來局長同志沒有上報！局長要她提供一個書面報告。一九九五年底，她交了報告。深怕下面的官兒們不可靠，王淑平帶著幾十份血漿標本，去北京找預防醫學科學院院長曾毅（按：曾毅，中國科學院院士、法國俄國醫學科學院外籍院士，現任國家性病愛滋病預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學家、世衛腫瘤專家顧問組成員）。但檢測一份要收七百元，她絕無此財力負擔。見曾院長後，獲支持檢測十六份，結果十三份陽性，三份不確定。曾院長為ＨＩＶ之氾濫相當震驚，連夜即上報衛生部。

中央緊張了。馬上下令河南追查疫情。地區衛生局找到王淑平的丈夫，丈夫電告在北京的妻子：「你在哪兒呀？趕快回來！」王淑平迅即返回家中，剛到家，衛生廳長來了電話：「王淑平你搞了個大地震呀！你做得好！非常好！這是你的功勞！繼續努力，好好幹！」

但是，第二天，氣候突然變了。區衛生局領導來家，明白表示「你不能再幹！」可是，省裡還是叫幹，第三天，下來不少專家，向王淑平盤根究底，查問「幹了啥？血樣咋來？」來來回回人不少。最被動的是周口地區衛生局，他們要王淑平將她那份未上報的報告刪去部份內容，王淑平拒絕：「要刪，你們自己刪去！我不刪！」局領導對她抱怨之至：「為甚麼別人不能發現，只有你能發現！按照你的分析，一個血站一天有一千人感染（愛滋病）！要他們關閉血站，那還得了呀！」

衛生部下令關閉全國血漿站！

局長指責王淑平不經程序送一千多個血樣標本出去，而預防醫學科學院愛滋病防治中心沒有檢測，免去了她的工作。

但是，九六年二月，國務院衛生部下達紅頭文件，要求全國關閉血漿站。這是對王淑平工作的最大肯定。王淑平說「當時外界可能不清楚，如果沒有曾毅這樣有良心的科學家，這個文件還不知何時下得來？全國又要增加多少愛滋病例。」她的語氣中透露著明顯的無奈感。因為真理抓在小人物手上，很難轉化成巨大的物質力量。

暴發的血漿站關閉了。正規的血站從此要加測愛滋病指標。回顧九十年代這場血漿大戰，王淑平說，河南估計有四百個血站，關掉了二百七十八個。全國血站可能有一萬個，一個血站的獻血人也以一萬人計，全國獻血者應達一億人。保守估計減半來算，獻血人就有五千萬，以百分之十的感染率算，透過血站感染愛滋病毒者即有五百萬人！此外，輸血感染、血製品感染還無法估計，常用白蛋白的空軍部隊已有發現ＨＩＶ感染，但沒有人報導。

全國一九九六年二月開會後，河南省委同年也開了大會，王淑平不被邀請出席，她仍擠進去旁聽了。一位副省長發言承認愛滋病氾濫是血漿站引起。但副省長強調「省內的事，不能向中央捅」。會議下面層層開，到了地區，大為走樣，沒有問責，沒有反省。大發牢騷，說迷信算卦的都有，還有人罵「周口那小子」「北京曾甚麼毅膽真大，與我們對著幹！」「誰也別幹了！都下台！」

流離北京五年，被迫遠走美國

有一次，王淑平在衛生局，前局長褚某借拆牌子之機，揚起長棍向她頭上打去，邊打邊罵：「砸牌子！不幹了！打愛滋病毒！人不罰神罰！」王淑平高叫，我要報警！褚就衝上來對她又抓又罵，氣極敗壞。最後王淑平向專員投訴，不了了之。

王淑平在河南待不下去了，只能待在家裡給丈夫做飯。百般無奈之下，她打電話給曾毅教授求助，曾院長答應接她去北京他們醫院試驗室做愛滋病研究，「學習工作」，有飯吃，沒有正規工資。就這樣，九七年到二○○一年在曾院長庇護下過了五年沒有收入的生活。

一位「長在紅旗下」，對專業卓有貢獻的年輕醫生，竟淪落到如此地步，海外的讀者可能難以想像。王淑平寄住在北京姨媽家，合睡一張不能翻身的窄床。河南家的安定，也因為她揭發愛滋血傳播問題遭到衝擊。專業上，丈夫支持她，但是持續不斷的組織和社會壓力使他受不了，回家就生悶氣、發脾氣。兩人出外散步，也和解無方，解說不清。感情終於逐漸稀釋而淡出。這也是丈夫和女兒留在河南，她不得不出走北京的原因之一。

一九九五年，王淑平母親去世，回鄉回不去，沒有工作，不讓幹活，在曾院長處也不是長久之計，她只有自覓出路，終於透過網絡找到一份遠在美國的工作：猶他州一個研究機構需要她這樣的血液分析人才。在熟人的協助下，一邊辦理出國護照，申請簽證，一邊補習英文，二○○一年終於隻身來到美國，尋找人生的新機會，那時，她不過四十一歲。

王淑平告訴我：「我出國已經八年，在美國有了自己滿意的專業工作，完全擺脫了在中國那樣的壓力和煩惱。雖然不做防艾工作，但仍時時關心中國愛滋病的狀況。相信有曾毅、莊教授那樣好多醫學專家，和許多關心民族健康的大夫和社會人士，防治愛滋病的惡性傳染一定會做下去。」

王淑平在美國適應得很好，重拾專業尊嚴，也找到人生的寄託。她的女兒已來到美國，在亞特蘭大大學畢業。她還收養大哥的兩名兒女，讓她們在美國受教育，雖然負擔不輕，但一家人過得很快樂。

這就是我知道的一位出生在河南慘烈的大饑荒年代，又為河南愛滋病血災逼走他鄉的中國醫生的故事。大陸傳媒對她也不曾遺忘。知名的《南方週末》二○○五年報導河南愛滋病十週年時，稱王淑平是「第一個發現河南愛滋病傳染的英雄。」

二○○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紐約

歐洲乃至北美各地連日嚴寒襲人，冰雪封凍，造成鐵公路和航空運輸大亂，學校也被迫停課，而美國在北極鋒面籠罩下，向來溫暖的南部佛羅里達州更創下一百一十二年來最低溫紀錄，年產值達九十三億美元的柑橘業恐將損失慘重。然而，全球知名的氣候科學家指出，目前橫掃北半球的寒冬，不過是地球正邁入一段可能歷時二、三十年低溫的「迷你冰河時期」（mini ice age）之始。此一看法與目前已蔚為主流的全球進入無法逆轉的暖化的觀點，大相逕庭。


海水水溫循環數據分析

英國每日郵報週日版十日報導，這些氣候科學家根據太平洋與大西洋水溫自然循環的分析，做出地球可能進入「迷你冰河時期」的預測，與主張北極將在二○一三年夏天以前完全無冰的全球暖化說背道而馳。根據位於科羅拉多州的美國國家雪冰資料中心的數據，自二○○七年起，北極夏季海冰面積已增加一百零五萬九千三百多平方公里，增加率二十六％；即便是最堅定的擁氣候暖化派人士，也無法駁斥此一數據。


溫室氣體非暖化之因？

迷你冰河時期派科學家的預測，也推翻電腦所推估的氣候模式，即宣稱一九○○年起的地球暖化完全肇因於人類所排放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若持續增加，地球就會愈來愈熱。科學家說，研究顯示，絕大部分地球暖化肇因於海洋處於「暖模式」循環，至於目前則是處於「冷模式」。由於這些迷你冰河時期派科學家並非否定或質疑全球暖化之輩，這番挑戰全球暖化的看法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迷你冰河時期派科學家之一，正是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ＩＰＣＣ）重要成員、德國基爾大學萊布尼茲研究所研究團隊負責人拉提夫。拉提夫發展出一套新方法，測量地表下約九百一十四公尺、即海洋冷暖循環肇始處的海溫的方法；二○○八年，拉提夫曾與同僚發表論文預測地球將變冷的趨勢，稍後又於去年九月ＩＰＣＣ會議上重申。


酷寒涼夏可能持續20年

拉提夫表示，從一九八○年到二○○○年以及在二十世紀初的地球暖化，有很大一部分（也許多達五成）可歸咎於海洋的冷暖循環；如今循環逆轉，所以像今年這樣的寒冬可能會更常見，夏天也可能比較涼爽，整個情況可能持續二十年或更久；冰河與海冰嚴重消退的情況將會停止，「全球暖化已經暫停，氣候可能會變得比較冷。」


北半球嚴寒 肇因北極振盪

此外，儘管目前的酷寒確實肇因於「北極振盪」（Arctic oscillation），拉提夫認為，這與更長期的變化──太平洋與大西洋「數十年振盪」（multi-decadal oscillations, MDOs）──有關。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大氣科學組織負責人提桑尼斯也曾表示，「數十年振盪」在全球各地同步展開，將全球氣候從「熱模式」硬生生翻轉為「冷模式」，然後在二、三十年後再翻轉回來。這些「數十年振盪」重整主要氣候模式，其變化是二十與二十一世紀全球氣候重大變化的主因。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111/78/1yk9c.html

【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1月9日報道】題: 中國的游說在國會山産生新的影響力，讓國會對中國敞開胸懷

10年前，美國議員公開指責中國遠洋運輸(集團)公司是一條間諜戰綫，出于對中國間諜可能利用它刺探美國情報的擔憂，阻撓該公司擴建長灘港口的計劃。

但到去年，國會看待這個中國國有大型企業的眼光已經友善多了。在中遠集團挽救了波士頓的港口幷挽回大量就業崗位後，衆議員斯蒂芬·林奇在國會贊揚中遠集團總裁是派到美國的“民間大使”。

國會180度的大轉彎說明中國在國會山的影響力大大增强，而此前中國的游說能力一直與其在國際事務中不斷增長的重要性不匹配。國會議員、游說人員和觀察家說，中國的影響力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北京采取日益複雜的方式對美國權力核心所發生的事件加以影響，另外美國議員也越來越認識到中國已經成爲重要的經濟參與者，其影響遍及美國各地。

雖然許多美國人仍然由于中國的共産黨體制和人權紀錄而對其懷有很重的猜忌，但北京提升形象和影響力的努力顯然收到了成效。更多人願意相信，“中國人不是共産黨人，中國人就是中國人”。

多年來，中國幾乎忽視了美國國會，只讓商界的朋友去影響美國議員。但如今中國動用雄厚的資金進行游說，國會中的局面正在發生不可否認的轉變。

國會工作人員和分析人士說，由于許多國會議員所在選區中越來越多的企業有賴于同中國的貿易，因此他們現在很有可能否决或者稀釋北京反對的法案。

中國和藹的大使周文重在華盛頓的四年任期內拜訪了約100位參、衆議員。但他說不是簡單的游說和軟磨硬泡的功夫促使中國在國會的形象得到提升的。他說，這是因爲雙方存在共同利益，越來越多的議員懂得了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直到上世紀末，中國駐美使館只有一名外交人員負責國會事務。去年，中國啓用了一幢造價兩億美元的新使館，展現它雄厚的財力和對華盛頓的重視。如今，中國使館國會事務部門的人力大大增强，至少有10名外交人員。

中國對付惹麻煩的美國政治人物的方式也發生了改變。2005年到2Q09年期間，中國邀請來華訪問的美國政治人物和國會人員人數第一次超過台灣。中國還將雇用游說企業的資金增長到此前的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