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板

（2010-01-14）

細維空間

孔保羅

　　近些年來中國有部分知識份子聲稱，中國與美國之間可以形成“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應該承認，這是有原因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不過從實際上來看，中國與美國之間根本不可能建立所謂的“戰略合作關係”，而且中國與西方（包括日本等在內）將會進入一個既不同於熱戰，又不同於冷戰的“溫戰”時期。

　　不可否認，近些年來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政治態度是軟化了。應該承認，這種軟化是中國對西方的經濟讓步造成的。二次大戰之後，西方經濟的發展逐步滯緩。西方經濟學家認為，只有進一步開拓市場，才可以突破西方社會經濟的發展困境。而中國大陸還是一片極其巨大的、尚未開墾的處女地。在這種情況下，西方不可能不著眼於中國大陸——自然而然地要求中國在政治上有所變革，為西方開放市場。中國大陸從1978年開始對外開放，而在1989年之後，這種開放更是達到了一個空前的水準。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政治態度的軟化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

中國市場開放是西方軟化的前提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西方對中國政治態度的軟化，實際上是中國對西方經濟讓步造成的結果，而不是中國經濟的“強大”造成的。現在有些人認為中國經濟強大才造成了西方對中國政治態度的軟化，其實並非如此，如果沒有經濟上的讓步，即使中國經濟再強大，西方的態度也不會變化。這還可以從西方與前蘇聯的關係上得到證明：難道當時的蘇聯及其盟國在經濟上還不夠強大嗎？而西方是不是對蘇聯讓步了呢？——“冷戰”就是一個最好的解釋。

　　必須看到，西方對中國的態度將趨於強硬，有些人所期待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只是自欺欺人的一廂情願而已。原因有三：第一，西方經濟發展問題只可能因中國大陸開放市場而得到暫時性的和局部性的解決，根本不可能得到永久性和整體性解決。因為造成西方經濟發展滯緩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社會保障的救濟模式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大鍋飯”，嚴重地窒息了經濟的發展。這一社會保障模式不改變，西方經濟發展不可能恢復。事實也正是如此，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雖然西方已經進入中國市場，可是西方經濟並沒有，也根本不可能因中國開放市場而在整體上得到增長，西方國家經濟發展滯緩問題實際上依然如故。

　　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必定會要求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而這種市場的開放必定會涉及到中國社會當前的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格局。換言之，在目前的框架下，中國在經濟上除了在某些情況下有些大手筆的購買行為之外（最多也不過是區區數百億美元而已），再進一步向西方全面讓步的餘地並不大，因此中國再讓步的過程是非常艱難的（例如金融、教育、出版、保險、電信、電力、知識產權保護等各個方面真正的全面市場開放）。可以預言的是：它最終不可避免將演化為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政治強硬要求——要求中國對政治進行改革，而人權則是這種改革的最佳突破口。

　　第二，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對世界經濟格局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加劇了西方社會的產業結構調整速度。這種調整一方面給西方帶來了技術進步，一方面也導致了大量失業，引起西方一般民眾的強烈不滿。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必定會一方面採取貿易保護主義，另一方面要求中國在經濟上採取對西方有利的措施，例如要求人民幣大幅度升值、擴大內需和增加進口、刺激消費、降低儲蓄率等等。不過這些要求中的絕大部分（尤其人民幣大幅度升值），是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所非常難以做到的（中國總理溫家寶也公開表態不可能）。因為它將必然使中國社會的就業問題更為嚴峻。因此西方和中國必定會產生難以化解的僵局（其焦點就是人民幣應否大幅度升值）。這種僵局進一步發展，西方對中國的經濟要求就必然會轉向政治——西方對中國的政治要求必定會日趨強硬。

西方社保改革成功可能導致“溫戰”

　　第三，近些年來西方社會一直在進行社會保障的改革，遺憾的是，由於沒有找到既可以實現全面社會保障，又可以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社會保障模式，因此效果不佳。但是西方對社會保障模式進行改革已經成為主流思潮，西方社會絕對不會停止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改革，而一旦西方用社會援助保障（關於社會援助保障的模式，請見筆者《中國不應該為西方大鍋飯買單》一文，《聯合早報•言論》2009年12月3日）取代社會救濟保障，則西方社會經濟的發展，將會出現一次空前巨大的變革，進入一個超高速、穩定發展的新時期。在西方社會經濟進入了這一高速穩定發展的新時期之後，中國經濟對西方的重要性將會大大降低，甚至於可以說無關重要。因此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政治態度必定會趨於強硬。
　　所以，中國和西方之間將會不可避免地走向“溫戰”時期。當然這種“溫戰”完全不同於以往的熱戰，也不同於以往的冷戰——它是一種經濟與政治非常複雜地混合在一起的戰爭。在這種溫戰中，軍事的直接對抗機率遠遠低於冷戰，但是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激烈對抗程度，將遠遠超過熱戰。可以預言：在這種“溫戰”的初期，中國還是可以正面應對的，因為雖然中國在經濟上進一步讓步的餘地不大，不過手裏還是有一些牌可打，如氣候變化、核不擴散、反恐及某些經濟合作等方面，西方還是需要中國在一些地方配合，所以中國還有一些砝碼，可以借此和西方進行一定程度的討價還價。可是一旦西方社會的保障模式改革成功，則中國是難以應對的。俗話說“無欲而剛”。西方國家對社會保障模式的改革如果取得成功，其社會經濟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新時期，對中國市場的要求失去了迫切性，甚至於失去了依賴的重要性。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也就自然失去了討價還價的砝碼。因此中國將會面臨西方的一系列政治壓力，不僅人權問題將會被提出來，臺灣、西藏乃至新疆等問題都會出現新的巨大變數。

作者為旅澳學者，原就職於上海社會科學院

西方對中國政治態度的軟化，實際上是中國對西方經濟讓步造成的結果，而不是中國經濟的“強大”造成的。

http://www.zaobao.com/yl/yl100114_001.shtml

海地總理讓-馬克斯•貝勒里夫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表示，海地地震的死亡人數恐怕超過十萬人。

海地首都太子港滿目瘡痍的街頭已經開始堆起一些屍體。

海地強震造成的破壞程度逐漸顯現，死亡者中包括一批聯合國人員。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說，聯合國駐海地特派團的正副團長及一百多名聯合國工作人員失蹤。

國際紅十字會說，約三百萬人受災。

潘基文表示，他將盡快親自前往海地視察。

美國地質勘探局稱，當地時間星期二（1月12日）16時53分（格林尼治標準時間21時53分），海地發生兩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地震，強度達里氏7.0級。該國和國外的電話聯繫隨即中斷。

地震震中距海地首都太子港16公里遠的地方，距地表僅10公里。隨後又相繼發生了兩次5.9級和5.5級餘震。

中國媒體報道說，派駐海地的中國維和部隊有8人被埋，10多人失蹤。

美國、英國、委內瑞拉和中國等迅速提供了援助。


一片慘狀

地震導致大量樓房毀壞甚至倒塌，包括海地總統府、議會、商務部、外交部等。

倖免於難的海地總統普雷瓦爾說，大批醫院和學校倒塌，死者包括大批兒童。

地震發生後，首都太子港一片混亂，人們在慌亂中救護傷者、尋找親人。太子港入夜後全城漆黑一片。有些報道稱，一些地方發生搶劫。

聯合國稱，已經派出維和部隊，確保了太子港機場和港口的安全。

海地是西半球最貧困的國家之一，由於長年沒有大地震，建築質量都不好。

台灣外交部則表示，台灣駐海地大使館館舍全毀，大使徐勉生骨折送往醫院。台灣星期三（13日）派出23人救援隊伍馳援海地。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0/01/100113_haiti_earthquake.shtml

美國《紐約時報》1月9日文章，原題：對手與夥伴

去年秋天，中國國內進行了一次罕見的民意調查。所提的問題很簡單：你認為中國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什麼？答案的範圍很有意思———但更有意思的是印度媒體對這次民調的報道。

印度報紙紛紛強調，40%的中國受訪者認為印度是僅次於美國的最大威脅。但印度財經報紙指出60%的中國人認為印度不是威脅。《商業標準報》則解釋說，印度在中國被視為第二大威脅，但10個中國人當中有6個根本沒提印度。

這種不相一致的看法並不讓人意外———印度本身就是個充滿矛盾的國家。但隨著中印開始迎來建交60週年，兩國的雙邊關係也開始染上這種“精神分裂症”。

龍與象之間關係的核心在哪？

是對有爭議領土日益激烈的公開口角？還是兩國間蓬勃的經貿關係？是中國積極支援巴基斯坦並在印度洋周邊國家修建道路和港口，以期阻遏印度？還是印中在哥本哈根結成統一戰線？

眼下，答案似乎都對。印度前東方海軍司令部司令A.K·辛格對筆者表示：“印度人一般認為，我們必須與中國保持良好的經貿和外交關係，但同時印度也要厲兵秣馬。我們認為，印度的外交政策必須以實力為後盾———天鵝絨手套裹著鐵拳。”

無論這種關係的將來是用天鵝絨織就還是鋼鐵鍛造，目前3個事實已經呈現。

首先，中國似乎致力於多極世界、單極亞洲的構想。中國對印度的立場在2006年趨向強硬絕非偶然。就在美印公佈防務框架和核協議幾天后，中國駐新德里大使指阿魯納恰爾邦屬於“藏南”，這一挑釁自1962年以來從未有過。

其次，印度似乎決心不受中國擺布。自2006年以來，印度加大了其邊界駐軍，重申對邊界的主權，並驅逐了數千名非技術中國工人。因而，中國的強硬可能不是削弱而是增強了印度的決心。

最後，與兩國維持良好關係符合美國的利益。印度一位知名外交官說，中國充當了美國的銀行家，因而“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不太可能與中國對抗，而印度將不得不盡其所能地追求自身利益。但有種看法認為，美國會恢複元氣，其對中國的被動是暫時的。”

這把我們又帶回到那個民調：被問及最大威脅是什麼時，大多數中國人提到非傳統威脅，比如氣候變化、水資源和糧食短缺。到頭來，中印沒準是在同一條船上。

（作者斯坦利·韋斯，汪析譯）

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0-01/12/content_19219325.htm

儘管全球經濟陷入危機，但中國今年有可能實現近10%的高增長。因此愈來愈多人認為，全世界的資金將湧入中國，中國股市和房地產將會全線飄紅。

但也有人預測這種情況可能會突然終結，憑藉“中國泡沫會破滅”的預測進行打賭。據《紐約時報》1月7日報導，部分對沖基金為了“賣空”中國的股份公司，正在疲於奔命。“賣空”是借入某公司股票拋出，後以低價重新回購賺取差價的投資手法。

“空頭大師”查諾斯（James Chanos）2001年因準確預測美國能源企業“安然（Enron）”會破產而一舉進入華爾街巨富行列。他從去年夏天開始研究賣空中國企業股票的方法。中國不允許在股市進行賣空，並且嚴格限制外國投資者的投資。查諾斯說：“計劃賣空（與中國需求相關的）水泥、煤炭、鐵礦石、建設相關企業的股票。”

查諾斯此前準確預測安然以及Boston Market、泰科國際有限公司（Tyco International Ltd.）等優良企業的股價會暴跌而名聲大噪。查諾斯在上月接受美國經濟專門頻道《CNBC》採訪時表示：“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比迪拜嚴重1000倍以上。中國被過於扶持的經濟正走向崩潰。”查諾斯強調說：“比起對資產價格的高估，信用的過剩供應才是製造泡沫的主要原因，目前在地球上還沒有一個地方的信用過剩供應程度能趕得上中國。”

英國時事週刊《經濟學家》也在1月7日警告稱，世界經濟，特別是中國等新興市場的泡沫有破滅的危險。《經濟學家》曾於2007年在美國次級債危機發生之前多次發出警告。《經濟學家》分析稱：“世界股市的股價比去年3月份上漲70%。引發低利率和龐大財政赤字問題的救市政策，以及一直居高不下的資產價格無法持續下去。”

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0/01/09/20100109000014.html

經濟觀察報 俞天任/文

去年12月15日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日本期間，日本方面打破“會見天皇需提前一個月申請”的規則，安排明仁天皇與習近平會見，引起人們對中日關係進一步緊密化的種種猜測。近年來中日關係逐步升溫，尤其是以日本民主黨爲首的新政府上台後，中日關係前景大好。本文擬通過探討日本的天皇制度，促進我們對日本獨特政治體制的理解，以爲我們瞭解這個東方近鄰提供更多信息。

從日本憲法來看，作爲象徵性國家元首的天皇是日本的象徵和日本國民統合的象徵，天皇及其家族受到優厚的待遇是理所應當的。天皇和皇族沒有就學、就職和生活上的憂慮；有專門的皇宮警察和普通警察保護他們的安全；有一千多名國家公務員組成的宮內廳照顧著他們日常起居；他們免交所得稅，日本的《關稅法》上都明文規定 “天皇和皇族用品免除進口關稅”；他們起居的皇宮和各地的離宮、別宮都是國家出錢維護修理，可以這麽說，天皇及其皇族是世襲的“國家公務員”，只要日本國家繼續存在，天皇和皇族就是無憂無慮的。

在天皇的地位如此崇高的情况下，日本人中居然還有一種“天皇解放論”的思潮，有人不斷在出版物、電視討論會上呼籲 “給天皇和皇族以人權”。這又是怎麽一回事呢？

這是因爲日本的皇族實際上除了在生活上受到優待之外，其餘方面可以打問號的地方不少。

首先，天皇是沒有姓氏的，這是因爲，在歷史上日本的姓氏是由社會等級高的人賜給等級低的人的，由于天皇的社會等級最高，因此無人能够給天皇賜姓，因此天皇就沒有了姓氏，同樣因爲在戰前天皇是“現人神”，當然不會擁有人間的戶籍，戰後天皇發表了 “人間宣言”，但這個問題實在太敏感，所以也沒有人去踩這個雷區，到現在天皇和皇族還是沒戶籍，名字和身份只是記載在歸宮內廳保管的 《皇統譜》中。沒有戶籍也就沒有護照，日本皇族出國旅行的時候都是由外務省頒發一次性使用的旅行證件。和英國等存在貴族的國家不同，從法律上說日本是沒有貴族的，但是，英國的貴族和平民僅僅存在一些權限上的區別，從法律上來說貴族也是國民的一員，而日本皇族在法律上的這種曖昧地位甚至使人對皇族是不是國民，皇族有沒有日本國籍都産生過懷疑，最後是在1989年東京高等法院的一份判决書裏面才指出“天皇是有日本國籍的自然人”，這樣天皇和皇族的國籍才總算有了結論。

是日本國民的話，根據日本憲法，就應能行使日本國民應有的基本人權，比如國民都有的“言論自由”，“職業選擇的自由”，“遷居的自由”，“參加選舉和被選舉的自由”，“婚姻的自由”等等。但是實際上皇室成員根本就沒有這些自由。這樣才有了“給天皇以人權”的說法。

按照君主立憲的原則，天皇只是象徵性的國家元首，因此天皇及其家族不能參與國內政治，不能對國內政治指手畫脚，這算不上沒有“言論自由”，但是日本皇族所受的限制更爲徹底，不僅在公開場合不能評論國內政治，而且根本就不能隨便說話，所說的話都是被要求說的。

每天皇族都按照已經制定好的活動計劃，按照規定的路綫，去指定的地方參加預定的活動，或者會見預定的人物，說些按規定要說的話，連說話的節奏也都得按照“皇室的節奏”。無論國內國外的新聞記者們在如何騷擾，皇族們的臉上必須充滿 “皇家的微笑”，不能皺一下眉頭。皇室成員經常要參加一些文化活動，比如參觀畫展等。此時皇室成員必須和每一位在場的作者們說同樣語氣和同樣長短的話，不但對于有可能不合自己胃口的作品不能批評，即使自己很喜歡一個作品，也不能多贊美一句，因爲這有“可能被人利用”的可能，天皇和皇族的名義决不能爲人所用。實際上就連皇族們的食譜也是在一個月以前就已經制定好了，而且對于食物是不是可口，皇族們也不能評價。

實際上皇室是沒有財産權的，根據日本憲法的規定，皇室所擁有的一切財産全歸國家所有，皇室無權處分皇室財産，這就是皇室免交固定財産稅的理論根據。皇室成員當然也沒有婚姻自由，《皇室典範》第十條明文規定：“立後以及皇族男子的婚姻必須經過‘皇室會議’的討論”，這個皇室會議是由衆參兩議院的議長、內閣總理大臣、最高法院長官和一名最高法院法官這幾位立法、司法和行政領導人組成。皇族的婚姻實際上受政治干涉得很厲害，現皇太子德仁親王和小和田雅子結婚的時候很長時間沒有得到同意，就是因爲小和田家是引起水俁公害病的“日本窒素”公司的股東，人們怕這會影響皇室形象。

現在的美智子皇后的父親，日清制粉的社長正田英三郎，當年就是因爲女兒嫁進了皇家，不得不在45歲上從社長（總經理）的位子上退下來，當挂名的會長（董事長），然後在54歲那年乾脆退休回家。女兒嫁進皇室以後，正田英三郎就沒有在公開場合下露過面，說過話。生怕給女兒家招來麻煩。他在1999年以96歲高齡默默去世。

當然，從理論上說，如果對這些限制措施不滿意，可以選擇“脫離皇籍”去做一個普通人，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出現過先例。但是這條規定也只是對于“天皇以外的皇室成員”，就是說天皇本人是沒有職業選擇的自由的，他不能辭職。因爲有這些背景，所以在美國長大、曾經是高級外交官的皇太子妃小和田雅子在嫁入皇室後幾乎精神崩潰，也正是由于她的遭遇，才使得有人高呼：“給天皇以人權”。

照顧天皇及皇族日常起居的是宮內廳。宮內廳現在是內閣府下屬的一個行政部門，但却是日本所有政府行政部門中最古老的一個，起碼在公元680年前後就已經存在了。宮內廳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只管照顧天皇及皇族生活的後勤或服務部門，幷不是像外人所想像的那樣是天皇在領導著宮內廳，而是一千多年來一直是宮內廳在管理著天皇及其皇族。

雖然天皇在戰後放弃了“現人神”的地位，宮內廳也從獨立于內閣的“宮內省”變爲內閣裏的一個部門，但是天皇制和天皇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一個很微妙而敏感的話題，因此誰都不願去惹麻煩。政治家當然更是這樣，除了皇室的婚喪嫁娶這種依照法律必須由內閣開會决定的事情以外，內閣絕不會去主動過問皇室的私事，這就使得宮內廳還是一如既往地管理著皇室，類似于一個獨立王國。

隨著明仁天皇的逐漸步入高齡，爲了讓明仁天皇不被過多的國事所累，十年前宮內廳制定了一個“三十天定律”，想面見天皇的客人必須提前三十天預約，以方便宮內廳安排天皇的日程。這個定律在名義上是爲了不讓天皇過度勞累，因爲天皇在四年前因爲前列腺癌動過手術，可是實際上呢？去年全年“天皇陛下”或者是“天皇皇后兩陛下”參加的所有公務活動居然有668次，平均每天1.8次以上，這個數字是已故裕仁天皇在同年齡時參加的公務活動的2.3倍，這就可以看出宮內省長官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天皇是日本的國家元首，哪怕只是象徵性的，他也是代表著日本國，必須參加國際活動，這是不可避免的。天皇不能介入政治，不能出于政治目的利用天皇只是對日本國內黨派政治而言，這也是不言而喻的。就像民主黨的小澤一郎所指出的，天皇是在“內閣的助言和承認下從事國事活動”，而所有的這些國事活動無一不是爲了日本的國家利益，如果要完全遠離政治的話，天皇就不能進行國事活動。

“三十天定律”幷不是一項法律，但它到後來居然成了不可違反的金科玉律，被在野的自民黨作爲攻擊執政黨的武器。實際上在這場爭論中在政治利用天皇的正是口口聲聲 “不能政治利用天皇”的自民黨，因爲天皇幷不是在代表民主黨內閣接見外國要人，而是在代表日本國。

（作者現居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