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板

山西省晉中居民孔繁傑在去年12月23日開發商非法強拆過程中，與家人誓死保衛家園，得以暫時免遭強拆的命運，他表示到底要出多少條人命才能徹底終止強拆的野蠻行徑。他支持城市改造，但對被拆遷戶應有一套公平合理的安置解決辦法，而不是由開發商制定規則，拆遷戶只有無奈地接受。

54歲的孔繁傑於1998年購買了山西省晉中榆次區安寧堡子街6巷18號的商舖住宅二層樓房，有四個門面，共計470.94平方米，一家四代居住於此。2009 年開發商山西振鵬投資開發有限公司與晉中市榆次安寧實業有限公司，共同開發道路拓寬及禦景二期改造引進建設沃爾瑪超市專案工程，要求他們搬遷，但置換開發商的住宅房面積僅270平米，所以未達成拆遷協定。

孔表示，他的房子是磚混結構，有建房許可證，土地證，室內裝潢為花崗岩和實木地板不銹鋼樓梯扶手、吊頂，在當地是相當不錯的房子。附近土坯房置換比率最少為1比1.3，也有1比1.5的，而他的房子置換比率卻只有1比0.57，且一樓是店面的商舖，二樓是住宅的房子，全置換成了住宅房，不僅面積小了很多，店面也沒了，如此不合理的置換方式令他無法接受。

在電話採訪時孔表示，依規劃圖來看，他家其實根本不在擴建馬路和沃爾瑪超市工程範圍內，該超市是在安寧大街的路南，而他的商舖住宅是在安寧大街的路北，現已完工的道路拓寬工程是在他商舖住宅的東面。他說開發商和建設局提供不出任何的相關的證件，如：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房屋拆遷許可證等五項開發證件。他認為開發商是借修路之實非法拆遷，非法強佔。同時他透露了一個訊息，據他打聽沃爾瑪超市已遷往他處設立，該地將全部蓋商品房出售。

他說，在未協商、未調查、未實地勘察、未評估、未調解的情況下，09年12月17日晉中市下達了23日強拆通知。12月22日下午五點半，開發商老闆約他在金華苑咖啡廳協商補償事宜。 6點鐘左右突然衝進6、7個員警不分青紅皂白將孔繁傑按倒在地，用繩之勒緊脖子，帶上手銬，強行拖上警車押去看守所，每天需打胰島素、心臟剛作完兩個支架手術的孔繁傑，當晚在看守所休克被送往醫院，第二天出院回看守所，在看守所內他無辜被拘留10天。

23日，開發商來強拆，孔家家屬親友站在房頂上以跳樓相威脅，他在看守所以絕食抗議，以死相逼，如此拆遷工作始作罷。他表示現在家人不敢出門，否則拆遷單位在無人在家的情況下，很有可能房屋被強拆。目前該區還有20多戶面臨與他同樣的處境。

全國各地政府和開發商在巨大商業利益的驅動下仍在不斷上演著暴力拆遷的野蠻行徑。孔感嘆道到底要出多少條人命才能徹底終止強拆的野蠻行徑。12月16日，北京大學法學院五位學者上書認為《城市房屋拆遷條例》涉嫌違憲，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的建議書，引發了社會各界廣泛關注。讓平民百姓終於看到一些希望的曙光。
　　
在網路上他寫道：「在百姓的利益甚至生命輕如鴻毛現實中，我們除了用生命去作出最後的抗爭外，只有寄希望於社會輿論的關注和同情。」

個人認為是因為以谷歌、雅虎為代表的網絡企業是在販賣一種商業模式，而非像微軟、通用等企業是在販售實體商品。

銷售實體商品則可以獲得版權法、專利法保護。至少，其運營模式即便被效仿也不代表其技術優勢可以被迅速湮沒。

相對的，商業模式易於被模仿，而且當地企業還能夠在模仿過程中找到更適合在本土運作的新內容，而跨國企業在本土化方面普遍有些水土不服。

日本鈴木（Suzuki）汽車台灣子公司金鈴汽車昨（18）日宣布，退出台灣國產車行列，金鈴汽車總經理宮崎準一表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簽訂後，不排除從鈴木大陸廠引進車款來台販售。
http://www.udn.com/2009/11/19/NEWS/FINANCE/FIN9/5259438.shtml


想不到，台灣汽車製造業的畢業鐘聲也是由馬英九敲的。

　　儘管長達10年的伊斯蘭反政府武裝叛亂給阿爾及利亞帶來了灾難性後果，這個石油儲備豐富但貧窮的國家正以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眼前:新機場、第一個大型購物中心、該國最大的監獄、6萬套新住宅、兩家豪華酒店和非洲最長的一條公路。

　　中國是這場如火如荼的建設高潮背後的推手。

　　大約50家中國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獲得了阿爾及利亞價值200億美元的政府建築合同，占總統阿卜杜勒-阿齊茲·布特弗利卡承諾的投資計劃的10%。

　　阿爾及利亞人口密集、破敗失修的首都阿爾及爾現在擁有一樣阿拉伯世界相對少見的東西:唐人街。自上世紀60年代脫離法國贏得獨立以來，阿爾及利亞一直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今天，大約有35000名中國人呆在這個國家，是除了法國人以外最大的外國人口。

　　據中國駐阿爾及利亞大使館官員淩軍透露，兩國經貿發展迅速，中阿雙邊貿易從2001年的2億多美元快速增長到2008年的45億美元。中國對阿爾及利亞的出口現在僅次于法國，排在第二。

　　相比之下，阿爾及利亞對中國的出口大約只有3億美元，因爲就這個北非國家最大的資産——深埋在撤哈拉沙漠底下的石油和天然氣——而言，中國還是來晚了一步。占據主導地位的是美國公司。但淩軍表示：“我們正在積極開拓新的領域。”

　　與此同時，中國公司也從阿爾及利亞的石油財富中分到一杯羹。

　　淩軍表示，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正以驚人的速度幫助阿爾及利亞建一條東西向高速公路。這條公路長1200公里，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負責完成工程量的三分之二。這個月高速公路即將竣工，僅僅用了3年時間。

　　阿爾及利亞是中國進軍非洲的一個縮影。中國不僅向非洲國家提供大量資金，而且也不像一些西方國家那樣，把人權和腐敗問題當做投資的先决條件。

　　但中國在非洲的擴張也招致一些人權組織的批評。它們指責中國不顧達爾富爾戰亂地區的武器禁運規定，向蘇丹政府提供武器以換取石油。另外，還有人指責中國不向非洲工人提供工作機會，或者虐待非洲工人。

　　一些人認爲，中國的非洲足迹有點太深了。《非洲青年》周刊援引非盟經濟委員會負責人勒內·誇西的話說:“非洲不該剛擺脫殖民主義的一種形式，轉身又跌入中國的新殖民主義。”

　　即使在阿爾及利亞，中國的足迹也引起了一些麻煩。去年夏天，阿爾及爾發生首起反華騷亂，起因是一名阿爾及利亞人在華人市場上和一名中國交易商就停車位發生糾紛。據當地居民和媒體說，中國人至少打了一個阿爾及利亞人，阿爾及利亞暴民則搶劫華人商鋪，毀壞汽車。

　　如今，阿爾及爾的唐人街上常常有警車巡邏，中國人還在那兒做生意，出售從中國直接進口的東西——被單枕套、運動鞋、仿製的歐洲流行商品等等。來自北京的商鋪老闆秦內(音)說:“這兒生意很好，但已經不如過去了，因爲來這兒做生意的華人太多了。”秦兩年前來到這裏，現在已經能用簡單的阿拉伯語和法語跟買主討價還價。

　　如今的伊斯蘭暴力事件不再像上世紀90年代那樣集中。雖然“基地”組織的威脅萦繞不去，但阿爾及利亞和其他地區的大多數穆斯林對華人幷無敵意。

　　常和伊斯蘭教徒接觸的伊瑪目阿卜杜勒-賈巴爾·薩阿德說:“伊斯蘭教接受其他宗教，我們不介意別人來我們國家搞建設。”他居住的地區有很多中國建築項目。

　　薩阿德和其他人日益反對的是，中國的投資項目不允許非洲人插手。中國公司從國內進口從大型起重機到注水器之類的所有東西。在建築工地上，就連最沒有技術含量的推手推車的工人都是中國人，沒有阿爾及利亞人。但爲數不多的替中國承包商工作的阿爾及利亞工人却開始抱怨他們的工作條件。去年9月，高速公路建築工地上的一些工人進行罷工，要求中方付加班工資。兩個月後，幾家報紙報道說，他們襲擊幷封鎖了中國工人的營地。

　　另一個關乎中國形象的問題是:一直有傳言說一些中國工人是被判刑的罪犯，他們同意出國工作，所以才被放了出來。在阿爾及爾附近工作的一位姓唐的工程師說，這完全是“一派胡言”。他說每一個想在國企工作的中國員工必須身家清白，沒有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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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闋 http://www.popyard.org google的驟然發難，將中國政府推入前所未有的選擇困境。雖然中國官方已作出初步表態，但更深層的評估與斡旋，估計仍在默默進行中。
有人說，google的威脅退出，是為自己在中國的經營失敗尋找一個可以對股東交代的理由。這話似是而非。google在中國大陸雖然不敵百度，但也算不得“失敗”，不過是賺多賺少而已。誰也不能保證在所有市場中都獨佔鰲頭，google管理層無須為此對股東作出特別交代；如果意在解說業績問題，更不可能採取這種明顯將進一步大損業績的方式。
當然，google此舉也可能含有某種經營考量：置之死地而後生，以“民不畏死”的姿態逼迫中國政府重新談判，同時贏得巨大的廣告效應。但是，這是一步險棋，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中國政府不可能開這種“被外企逼迫作出政治妥協”的先例。縱然google有可能在表示不再接受審查前提的同時，其實已經在技術上找到了既可不按中方要求審查，又能兼顧中方考量的解決方案，中國政府也不太可能與已經公開令自己大傷顏面的google妥協，它寧願將這種妥協給予其他替代者。
google在中國並沒有被逼入絕境，所以從經營而言，它不可能如此兵行險招。不接受審查前提、宣示可能退出中國的表態，出發點應該確實是政治而非經濟，經濟考量最多只是順帶。企業生存於社會中，不可能避免政治因素的影響。與許多中國人印象中西方企業與政治絕緣、“純市場決定”的形象不同，西方企業有責任接受政府（尤其是議會）的質詢，接受民眾和輿論的監督，所以必須樹立一種符合西方價值理念的政治形象。企業越大，這方面受到的壓力也越大。西方企業家更是生活在社會環境中，他們同樣會有自己的價值選擇，甚至可能懷有某種政治抱負（最典型的是索羅斯）。從已經披露的資訊看，上述決策就是由google總部的三個高層管理者作出的，並沒有詢之于股東。而google由妥協到絕然這種態度轉變的發生背景，則是中國本身的變化：越來越強大的中國，令西方沮喪；越來越強硬的中國，令西方惱火，無論是西方的政府還是民間。google的管理者必定能夠真切體會到西方輿情的這種變化，並且感同身受。原來以妥協方式進入中國的公開說法理由是：進入，然後才能改變。現在中國已發生與這種預言相反的改變，上述理由就顯得勉強。當然，雖然勉強，但還沒到不能維持的地步。因此，google作出轉變的關鍵性原因，只可能是公司管理者本身已不願意再繼續維持，從而主動選擇了轉變----在某種價值理念和現實情境的催化下，他們準備做外企“對中國說不”的第一人。
於是，一種驚天巨變悄悄發生了。在特殊情境下，只要看准機會，普遍人（雖然google的管理者其實並不普遍，只是離政治有著一定距離而已）也能創造歷史。google事件給中國政府製造的巨大殺傷力，主要不在國內而在海外----不在於那些對google產生了同情、引發了共鳴的國內民眾，也不在於進入中國的外企將受到示範的激勵與啟發，甚至不在於那些已經公開出面勸說其他外企也退出中國的西方政客。google事件的最大示範效應，是為西方直接介入中國政治提示了新的抓手及發力方式。而它影響的最大力量群體，不是西方的政府或議會，而是西方民眾。
當西方的民眾看到，可以用這種方式影響因為各種原因他們不得不越來越重視的中國國內政治，迫使中國按照他們的意願發生改變時，這種意願可能彙聚成一股在西方國家足以橫掃一切的民意洪流，形成一種“政治正確”，重新規範西方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這種“政治正確”是西方企業絕對無力違背的，因為大多數企業的股東，也是這種理念的擁護者，他們會支援企業要求中國作出改變，為此不惜犧牲經濟利益。
普遍人為了價值堅持和社會成就感而放棄經濟利益，這並非不可想像。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早就揭示了，社會成就感是高於物質利益的精神享受。除了受困于基本生存條件的低收入群體外，其他人都可能將追求社會認同置於投資收益之上，很多時候只是沒有遇到方便的抓手和機會而已。將基本生存條件置於首要的，可能是那些在金融危機中陷入就業困境的西方工人，但不太可能是相對收入較高的西方社會之主體----中產階級，而後者是西方企業股東的主要構成部分。如此，就不難預計，當那種情勢到來時，西方企業的大多數股東將作何選擇。
如果這種聯動效應真的出現，中國政府才真的將面對不可回避的艱巨選擇，中國也將被逼上前所未遇的十字路口----不管選擇哪一種回應，向左或者向右，中國社會都將發生自1979年以來的最大改變，再也回不到今天。正是顧忌於這種聯動的後效應以及隨之而來的抉擇困境，中國政府才不得不慎之又慎，左右為難。
以一人逼一國，google的管理者或許已可自豪。但是，google此舉的真正成敗，仍將取決於能否引發整個西方社會、西方企業的聯動。能夠，google將成為西方的英雄，甚至可能被輿論塑造成西方騎士小說中的類似形象；不能，google則成為真正的失敗者（利益受損者），輿論一時的追捧，也將消散在時間之河中----這就是冒險者必須承受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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