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板

因為中共當局多年的欺騙灌輸，「計劃生育」今天在中國已經深入人心，它尤其受到城市居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普遍支持，「謊言重複一千遍」的效果，令許多高知識分子把「計生」理念當作不證自明的公理，他們不假思索地認定：人少是福、人多是災，中國為什麼始終成不了發達國家（「改革開放」三十年還是個「發展中國家」），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人太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此種「覺悟」，正是中共統治者所喜聞樂見的。

這是一種極其荒謬的認識，這種認識，來自於中共當局實行了三十三年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中共的計生政策，則建立在一種根本荒謬的理念基礎上；這種理念，完全罔顧人的創造和勞動，把人看作純粹的消耗者──包括財富的消費和能源的消耗，因而把人當作純粹的社會負擔和環境負擔，進而把人的自然增長與人類社會的富裕和文明對立起來。

正是基於這一理念，「計生」壓制下的中國，於是就出現了類似「要想富，少生孩子多養豬」等似是而非的荒謬口號。

事實上，人非但不是純粹的消耗者，而是創造一切價值的源泉，因為人擁有智慧，而智慧是無盡的創造源泉。因此，在正常的情況下，人所創造的價值遠遠大於他（她）所消耗的價值。

智慧的推動下，勞動成果開始過剩，於是出現分工和交換產品；智慧促進技術繼續進步，於是勞動成果進一步過剩，於是就出現了貿易和市場……最終成就今天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政治。

勞動成果的過剩，就是創造價值的體現；人能夠創造出高度的文明，證明了人所創造的價值遠遠大於他（她）所消耗的價值。如果人真如「計生」信奉者們所認為的那樣：是純粹的消耗者、或者人所消耗的多於所創造的，那麼人類社會就絕不可能有繁榮和進步。

如果人真如「計生」信奉者們所認為的那樣，是純粹的負擔，那麼西方世界的千年文明史，應該是一部大倒退史才對，因為一千五百多年裡，歐洲人口從不足一千萬高漲到今天的七億，按照「計生」信奉者們的道理，在持續增長的人口壓力下，歐洲應該持續貧窮落後才對；應該沒有歐洲殖民擴張、沒有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才對；既然吃飯的人口猛增了這麼多，千年當中，歐洲文明應該從西羅馬帝國末期倒退回上古蠻荒時期才對！

人口的持續增長和人類社會的繁榮與進步的同步，完全證偽了把人的自然增長與人類社會的富裕和文明對立起來的觀點。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養豬」的口號，片面強調豬的「價值」，完全無視「致富」（創造價值）活動中人的主體核心地位。養豬固然可能致富，但請注意：第一，必須要有旺盛的需求才可能致富，而旺盛的需求來自於充足的人。第二，養豬得靠人來養，豬身上的肉、皮、毛、油等價值必須經過人的勞動方能實現；豬的價值應人的需求而生，因此，離開了人，豬毫無價值。同理，牛、馬、羊以及礦產、能源離開了人的勞動和創造和需求，毫無價值可言。

因此，「少生孩子多養豬」的社會化後果一定是：一則因為「少生」導致消費者不足，市場疲弱，豬不好賣；二則因為「少生」造成年輕人口不足，勞動力短缺，最終「多養豬」淪為空談。那麼把豬賣到消費旺盛的國家不就行了？但是年輕勞力不足，發展出口同樣是空談。那麼吸納年輕移民不就行了？然而世界上吸納移民國只是你一家不成？就現實來看，有多少移民願意移居一個共產黨國家？就理論來說，一旦實踐了「少生孩子能致富」的「真理」，世上各國還有多餘的人去移民嗎？

因此，「要想富，少生孩子多養豬」的理念應該修正為：「要想富，多生孩子多養豬」。計生信奉者們需要弄清楚的是：新生出來的孩子並非白吃飯者，孩子長大後是要成家立業的，他們要麼養自己的豬，要麼從事其他行業，並不會圍著父母所養的一群豬吃白飯，其結果就是養更多的豬或者創就新業。對一個家庭來說，只要孩子健康，那麼子女的眾多必然意味著家業的興盛，這就是中國傳統觀點「人丁興旺」的道理。

嚴震生 2010/06/30

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是非洲地區長期動亂不安的區域之一，索馬利亞（Somalia）的無政府狀態與海盜猖獗現象早已聲名狼籍，衣索匹亞（Ethiopia）與厄利垂亞（Eritrea）的邊境衝突已持續十多年，吉布地（Djibouti）則是剛修改憲法將總統任期限制移除，為未來政治衝突埋下種子。反觀在近二十年前獨立的索馬利蘭（Somaliland）不僅舉行多黨民主選舉，又是溫和的伊斯蘭世俗政權，可以說是動亂中的淨土。儘管它在今年六月再度舉行總統大選，但這個被視為非洲伊斯蘭典範的民主國家卻未獲得應有的重視，甚至截至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給予它外交承認。相較之下，國際社會仍然認為地方軍閥割據、海盜放肆公然劫持船隻的索馬利亞是合法的政府，令人費解。究竟索馬利蘭的民主道路為何走得如此孤獨？國際政治的現實難道真是如此令人寒心嗎？索馬利蘭和索馬利亞雖然有同文同種的人民，但不同的殖民經驗是否意味其終將走上不同的道路？如果多元、民主、和平的索馬利蘭在面臨激進、混亂、動蕩的索馬利蘭，都無法克服國際的外交孤立，我們又要如何與強大及經濟快速成長的中國，進行外交競逐？

索馬利蘭在一九六０年曾有過短短五日的獨立，當時它剛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尚未和索馬利亞（前義大利殖民地）合併。當時，索馬利蘭與索馬利亞在泛索馬利亞民族主義的號召下合併，成立索馬利亞共和國（United Republic of Somalia）。但和諧的局面並沒有維持多久，因為政治利益分配不均等因素，內部衝突開始加劇；誠如索馬利蘭的和平暨發展中心主任（Director of the Somaliland Centre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卜漢（Hussein Bulhan）所作的解釋：「國會席次分配不均、首都設於南方的摩加迪休（Moagadishu）、總統是南方人、連總理也來自南方…北方很早就開始瀰漫著挫折感。」

一九六九年，索馬利亞的軍事獨裁者席阿德（Muhammad Siad Barre）上台之後，大舉拔擢其部族─馬瑞漢（Marehan）成員把持政治權力，並排斥諸如米捷廷（Mijertyn）與伊薩戈（Issaq）等其他部族。他的高壓軍事統治在一九八０年代初期遭遇挑戰，伊薩戈部族組成索馬利民族運動（Somali National Movement, SNM）以對抗南方的中央政府，並於一九八八年以北方城市哈爾格薩（Hargeisa）及柏考（Burco）作為反抗基地。席阿德政府軍以武力回應SNM的挑戰，宣佈分離主義者為叛亂分子，砲擊北方城市，拆毀學校，並中斷水電供應；約五十萬北方居民因而流亡至衣索比亞，約五萬人喪生。直到一九九一年初，席阿德在敵對部族的壓力下逃離首都摩加迪休，他的離去給予西北地區脫離索馬利亞而獨立的契機。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八日，索馬利蘭發表獨立宣言「不再有摩加迪休」（no more Mogadishu），定都哈爾格薩（Hargeisa），首任總統為屠爾（Abduraharim Ali Tuur）。一九九三年由長老議會（Council of Elders）再選出伊戈爾（Mohammed Ibrahim Egal）為總統，並於一九九七年連任。

伊戈爾總統在二０００年要求聯合國比照巴勒斯坦或科索沃，給予索馬利蘭特殊地位（special status），並允許其繼續追求分離獨立，使索馬利蘭政府能夠獲得正當性以參與各項國際組織及活動。索馬利蘭國會議員及駐美代表挪爾（Saad Noor）認為，早在與索馬利亞合併之前，索馬利蘭就曾是國際社會承認的主權獨立國家。因此，索馬利蘭所做的，事實上只是退出它曾自願加入的聯盟而已；而它之所以退出，乃是因為該聯盟無法帶給索馬利蘭人民所渴求的希望與成果。世界應當承認索馬利蘭，因為索馬利蘭過去即是個獨立國家，它不像厄立垂亞從未被承認為一個共和國。索馬利蘭有領土及人民、有民主的政府、有獨立的歷史，所有國際社群用以衡量一個獨立國家的要件，它都俱備了。

反之，摩加迪休並沒有真正的政府存在。摩加迪休政府對於其人民並未擁有正當性，否則不至於無力控制摩加迪休城內三個街區以外的地方；挪爾強調世紀之交的索馬利亞中央政府只是一個由設立於吉布地、並欠缺代表性的會議所創造出來的東西。即便吉布地會議願意擴充其代表性，索馬利蘭也不會參加任何調停會議，因為索馬利蘭憲法並未賦予索馬利蘭政府此等權力，索馬利蘭的未來不能由這類會議來決定，這一點在一九九一年索馬利蘭脫離席阿德政府時即已確定。

挪爾希望美國能了解索馬利蘭的狀況，並給予外交承認，因為索馬利蘭毫無疑問地是個和平的世俗民主國家，索馬利蘭的經濟與社會愈發達，將更能貢獻於區域和平與穩定。雖然索馬利蘭始終拒絕討論任何與索馬利亞相關的事務，也從未獲得任何國家承認、亦未能參與任何國際組織，但它與周邊鄰國如吉布地、肯亞、衣索比亞的關係，仍在穩定發展中。

二００二年五月初，索馬利蘭總統伊戈爾在前往索馬利亞東部的分離地區邦特蘭（Puntland）途中，因病過世。伊戈爾於一九九三年首次當選索馬利蘭總統，一九九七年獲得連任，其任期應於二００一年結束，但他又獲得一年的任期展延，如無意外，應於二００二年舉行新的全國大選；在他過世後，索馬利蘭一度出現不穩的跡象。挪爾否定此說，他認為索馬利蘭自二００一年以百分之九十七的絕對多數通過憲法後，憲法第一條即明定索馬利蘭是個主權獨立的共和國，也規定總統在任內過世時，即由副總統即時繼位，因此，伊戈爾過世三小時後，索馬利蘭已有了新的總統。新總統自國會兩院中提名新任副總統，經國會多數通過後任命。

二００二年在國際監督下，索馬利蘭成功舉行地方議會的選舉；二００三年四月，哈爾格薩舉辦該國首次的總統選舉，索馬利蘭三大政黨均派出候選人參選。該次總統大選對索馬利蘭的民主發展具關鍵性影響，因為選前兩大反對黨即曾對選舉公平性表示擔憂，而開票後，由伊戈爾過世後繼任的卡辛（Dahir Rayale Kahin）所領導的執政黨在近五十萬的選票中，僅以兩百一十七票的些微差數獲勝。反對黨因此懷疑執政黨作票，在卡辛於五月宣誓就任總統後，反對黨仍拒絕接受。在索馬利亞這個傳統上習於以武力解決衝突的地方，反對黨雖然始終認為選舉過程充滿不公平，但在長老們的調解下，最後仍承認選舉結果。索馬利蘭並於二００四年舉行國會選舉。這一連串的發展，使得索馬利蘭擁有遠比大多數非洲國家更令人注目的民主政治。

這次的總統大選原訂在二００八年舉行，一延再延，還是在今年六月完成。雖然選前伊斯蘭組織青年黨（al-Shabab）這個在非洲之角相當活躍的激進組織曾警告索馬利蘭人民不要參與投票，因為民主是西方國家毀滅伊斯蘭世界的工具，但顯然並沒有達到遏阻選民的目的，整個總統大選在平和的情況下順利完成。

不過，索馬利蘭對民主路線的堅持，仍未換得國際社會的外交承認。由於大部份國家不願意見到非洲之角的分裂，索馬利蘭因此未能參加任何正式的國際貿易協定，也無法獲得國際經援。目前該國的稅收僅依賴家畜出口以及海外僑民的匯款，國內財政困窘使得三百五十萬人口中的大多數都生活在貧窮之中。已過世的伊戈爾總統認為，索馬利蘭無法獲得國際承認讓其遭遇許多現實困難，包括金融、電信、外交等等，也使得該國難以引吸外國資金。索馬利蘭海岸地區擁有豐富的石油蘊藏，但卻無法吸引外國公司前往探勘。為了刺激經濟，索馬利蘭宣佈採行自由經濟政策，允許外國公司入股當地公司，或創立中小企業，這個自由開放的政策使當地的私部門大為興盛。

西方國家不願意承認索馬利蘭的主要原因，除了南方的索馬利亞政府拒絕承認索馬利蘭獨立外，也因為索馬利蘭是個資源匱乏、人口稀少、土地面積狹小的國家，西方國家已不願意再在這樣的國家身上花費太多精力。而其餘的非洲國家亦未能給予任何協助，非洲領袖們在領導獨立時，決定繼續維持殖民者所畫下的國界，因為他們無法提出其他能被所有人接受的方案；固定國界的好處之一是，許多非洲領導人不必為了贏得國際承認，而努力證明他們能真正控制國界內的所有領土，或建立其自身的正當性。無論如何，倘若國際社會願意承認索馬利蘭，則可以對其他非洲國家發出一有力的訊號，亦即政府的表現與自一九六０年以來即享有的主權承認，不能永遠成為失敗的藉口。


【2010-06-30 聯合新聞網】

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MAIN_ID=235&f_SUB_ID=4607&f_ART_ID=256952

2010年07月13日蘋果日報

還記得美國太空總署（ＮＡＳＡ）嗎？它曾向全世界展現美國在科學和科技領域的至高成就。按照ＮＡＳＡ署長波登的解釋，歐巴馬總統對ＮＡＳＡ任務的願景是：「首先，他希望我能再次激勵孩童對科學和數學的興趣；其次，他希望我能拓展國際關係；第三個期許，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個，他希望我能與穆斯林世界多交流，投注更多心力在主要的穆斯林國家之上，讓他們能對自己在科學、數學以及工程學上的重大歷史貢獻感到自豪。」

歐巴馬這種訴求背後到底是什麼心態？無庸置疑地，是美國把人類送上月球，掀起資訊革命，同時是世界上贏得最多諾貝爾獎的國家；但他會從另一角度分析，認為代數是由一千年前阿拉伯數學家阿爾˙花剌子模發明的。

波登似乎還套用歐巴馬這成就之說，他提到，俄羅斯對國際太空站的貢獻。俄羅斯？一九九○年代，俄羅斯太空計劃瓦解，只剩下美國為缺席的俄羅斯接手爛攤子，把國際太空站建好。

國家安全會議顧問麥克佛在歐巴馬與哈薩克總統會晤之後表示，歐巴馬確實曾向這位貪腐政權的領導人解釋，美國也正在為了更完美的民主體制而努力。

歐巴馬多次在他的重要演說中，表現出對於自己國家的謙卑。外界聲稱美國正走向衰敗，這指控包括美國對外籍人士的輕蔑無禮，以及九一一事件之後的道德淪喪，而歐巴馬也三番兩次、毫無必要地承認了這一點。

認同他人的成就，並對自己國家的成就不盲目自誇，這是好事。但歐巴馬的謙卑是有選擇性的。只要關係到他自己，他可一點也不謙卑。

從他上任之後，先是以一副哲學家皇帝的姿態，審判美國與世界的罪惡，然後又引人側目地在演說中，不時穿插第一人稱的代名詞──我。

請注意，歐巴馬還習慣性地把內閣成員和其他政府高官稱為「我的」──「我的國土安全局長」、「我的國家安全團隊」、「我的大使」。較正式且也較尊敬的用語應該是「the」。畢竟，這些官員是誓言要為國家和憲法服務，而非為了指派他們上任的那個人。

歐巴馬的風格徹底揭露了他的自視非凡。對於一個在當選總統之前、主要成就只有兩本傳記的人來說，這其實也不令人意外，而且那兩本傳記，寫的都是他自己。

歐巴馬不是第一位過度自戀的總統，但其他總統卻會對自己的國家投入同樣誇張的情感。若是歐巴馬謙卑自牧，那麼他對美國的謙卑就比較能令人理解。奇怪的是，一位如此深信個人崇高地位的總統，卻對自己的國家沒有信心。


作者為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656346/IssueID/20100713

自稱“天不怕地不怕”的黃明在南非做起了菜農。按照每年100萬蘭特的計劃,他奮鬥10年就可以提前退休了。然而,這碗飯不好吃。在南非做菜農,外要提防竊賊,內要管理工人,上要看天色,下要看警察的臉色。每逢挑釁,黃明會毫不猶豫地扣動扳機。不是殺人,而是凸顯強勢。與其他白人農場主一樣,黃明將農場的命運都寄托在槍的震懾力上。

世界杯期間,黃明每隔兩天就要給比勒陀利亞的GRANDEVELMORE莊園送去30公斤西蘭花、40公斤卷心菜、50公斤土豆……這算不上大生意,但卻是一筆讓他很在意、很謹慎的買賣。因為參加世界杯的德國隊就住在GRANDEVELMORE莊園裏,黃明的農場出產的蔬菜,每天都出現在德國隊的餐桌上。

為100萬而奮鬥

黃明的農場與GRANDEVELMORE莊園僅一河之隔。德國隊要求每天都有新鮮、無汙染的蔬菜。

世界杯正如火如荼地進行,黃明卻對此無甚興趣,甚至連一場比賽都沒有去看。他唯一關心的是:德國隊能否進入世界杯決賽。因為德國隊在GRANDEVELMORE莊園多住幾天,黃明的農產品就能多賣幾百斤。

黃明說,他不是不想去看比賽,也不是擔心肥沃的土地長不好農作物,而是要絞盡腦汁地想著如何保護並控制住自己的農場。

經營農場前,黃明在叔叔的服裝店裏幫忙。今年1月,這個農場的前主人因為年紀大了,控制不了農場而將其出售。在南非,種菜是不錯的買賣,因為南非的菜價快趕上肉價了。一公斤土豆要18蘭特,一根蔥要差不多1蘭特,而一公斤豬排也不過23蘭特(人民幣兌蘭特匯率約為1:1.1)。

於是,自稱“天不怕,地不怕”的黃明帶著20萬蘭特進入了這個面積80畝,擁有25個塑料大棚、16名工人的農場,在南非做起了菜農。剛來到南非兩年的黃明有自己遠大的理想。他計算過,這個農場一年的保守利潤在100萬蘭特左右。借著世界杯的強勢帶動,他只要好好奮鬥10年就可以提前“退休”了。

“幸虧我有槍”

在南非,經營農場的基本都是白人,華人則少之又少。積累了半年菜農經驗的黃明向筆者訴苦:“約翰內斯堡周邊幾個城市,只有13家農場。雖然蔬菜的利潤很高,但經營難度也不小。因為外要提防竊賊,內要管理工人,上要看天色,下要看警察的臉色……”

剛剛盤下農場時,他孤身一人住在小農場。有一天夜裏10點鐘左右,黃明聽到農場裏的狼狗在叫,原來是一輛車停在小院前,車裏跳出5個黑人,翻過籬笆,鬼鬼祟祟地向房子摸過來。“我當時第一反應就是強盜來了,於是將手槍上膛,從窗戶對著外面的地上和空中開了兩槍。結果他們一聽見槍聲,立刻就逃跑了”。

就在險些被搶劫後幾天,隔壁白人農場的一名黑人跑到黃明的農場,不讓他的工人來幹活,甚至將工人們的行李都從工棚裏扔了出來。黃明說:“我上前和他理論,結果他一邊罵我,讓我滾,一邊還沖上來要打我。我火了,上去就給了他一拳,然後掏出槍頂著他的頭。他頓時就軟了,再也沒有來我的農場鬧事。後來我才知道,這名黑人是隔壁農場的惡霸,不僅敲詐自己工友的錢,還跑到周邊農場去收取工人的保護費。”

除了保護自己的農場,黃明還要操心自己的工人“窩裏反”。南非很多農場的黑人工人都是來自津巴布韋、馬拉維、莫桑比克的非法移民。黃明發現,這些黑人有一些通病:懶惰、沒有責任心、欺善怕惡、愛偷雞摸狗。於是,黃明不得不想出一些自己的辦法來制約他們。

“工人偷東西,如果沒發現就沒辦法；如果發現了就必須追究,扣他們的工資。如果有人承認,就扣當事人的工資；如果沒人承認,就扣領班工人的工資。因為我支付給領班的工資比其他工人高,他必須負起更大的責任,監督其他工人。這樣一來,他們規矩多了。”不過,黃明仍然不敢在農場裏養家禽,因為“養幾只雞,不用幾天就連雞毛都不見了”。

黃明指著一名正在地裏做事的工人告訴筆者:“這名工人原來總是在農場小偷小摸,被扣工錢他還想找我打架。我那次就拔槍向他腳邊開了一槍,他就老實了。”

筆者兩次來到黃明的農場,都看到兩支手槍不是插在他腰間,就是拿在他手中。黃明和其他白人農場主一樣,將農場的命運都寄托在槍支的震懾力上。因此,槍成為了黃明的護身符,幾乎是槍不離身(在南非,擁有綠卡即可購槍。與此同時,黑槍泛濫)。

“剽悍才能有活路”

南非農莊的工人幾乎都是偷渡者,沒有文化,只能在社會上做最辛苦、最低賤的工作,拿最低廉的工資。在黃明的農場中,工人每月的收入大概為1200至1500蘭特,而且吃飯還要自己掏錢。黃明只是每個月偶爾送給他們一袋玉米面,或者每周偶爾送給他們一些碎肉和雞肉。黃明覺得,“他們在我這裏掙得不算少,至少比一些奴隸性質的包身工要強。對於黑工,千萬不要答應他們太多要求。你可憐他們,會讓他們感到這是天經地義的,而且要求更多。”

黃明在南非總結了自己的生存之道:只有依靠強硬的手段才能保全自己,只有剽悍的人才能有活路。

但是,再機敏、再謹慎的獵人,也有被狼耍的時候。黃明帶筆者來到橫亙在農場與德國隊駐地之間的小河。這條小河為農場提供了免費的灌溉水源。黃明只需要一個水泵就可以將河裏的水引到農場來。然而,就在世界杯揭幕的當晚,整整20米長的水泵電纜被竊賊偷走,黃明為此損失了3000蘭特。重新裝上電纜後,黃明就每天晚上帶著槍,在農場幽暗的叢林中埋伏,希望抓住竊賊。之後的幾天,南非突然降溫,晚上氣溫低至零下3度,但黃明依舊倔強地守候在那裏。

黃明說,一周後,電纜再度被盜,因為事發當晚,他沒有埋伏。他因此懷疑竊賊是和農場內的某個工人串通作案的。黃明對此十分惱火,但又無可奈何。他說,自己已經報警了,但警察都去保障世界杯安全了,根本就沒人管他的事情。現在,黃明每天晚上都穿著大衣,揣著兩把手槍,巡視自己的農場,直到淩晨1點左右才回去睡覺。

第二次見黃明,他比初次見面時更憔悴了。但是,黃明決心繼續在南非當菜農。因為只要看著地裏綠油油的蔬菜,他心情就會好起來,就會感到夢想離自己越來越近。

專題圖文:

南方日報特派記者邱江劍

南都特派記者唐元鵬張誌滔發自南非

(應被采訪者要求,“黃明”為化名)


記者手記：故事動人寫滿無奈

這不是一個動人的創業故事,這只是一種無奈的社會現實。

2003年,南非白人作家庫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恥辱》,講述的就是發生在南非農場的故事:白人農場主露西被黑人雇工佩特魯斯強奸後,被迫委身於雇工,並成為佩特魯斯第3個妻子,農場的產權也轉到了佩特魯斯的名下。

1994年,以曼德拉為領袖的非洲國民大會當政後,當地黑人開始以各種手段向原先擁有土地的農場主索要土地。而這一過程往往都伴隨著血腥和暴力。南非的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南非目前平均每年有200名農場主死於非命,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土地糾紛所致。

1999年,《恥辱》在南非出版。非洲國民大會發表聲明,指責庫切歪曲南非的新局面。但就在同年,分到黑人手中的大部分土地由於經營不善而荒廢,南非政府也因此停止了土地分配計劃。

在黃明農莊采訪時,筆者看見旁邊的一個農場中,一名白人老頭和一名白人姑娘正在地上插起“FORSALEORTORENT”(出售或租賃)的牌子,上面寫著農場主的姓名和電話。黃明笑了笑說:“在南非,除了人命不值錢,就屬土地不值錢。這塊地如果賣不出去,又要荒了。”老頭名叫馬修斯,他從父親那裏繼承了這片土地,但現在已經無法管理這片土地了,也不想繼續留在這裏生活,所以辦理了移民手續。那個姑娘叫莉亞,是馬修斯的侄女,在約翰內斯堡有體面的工作和穩定的家庭。她不願再繼承這塊土地,當然也不會上演露西的悲劇。

車輪卷起一陣煙塵,塵埃落定,離開這片土地的轎車已經消失在遠處。留在這些農莊上的,也許只有黃明這樣剽悍的外國人,還有就是越來越多的廉價黑工。

美國白宮發言人吉布斯11日表示，共和黨可能在11月選舉取得眾院的控制權。但吉布斯也表示，歐巴馬政府在多方面還是有建樹，包括美國與全世界大部分其他國家的關係，大幅改善。

國家廣播公司(NBC)「會見新聞界」(Meet the Press)問吉布斯，民主黨是否能在11月2日的選舉，保住多數黨的位置。吉布斯說：「共和黨可望獲得眾院的控制權，這是沒有疑問的。」

在11月2日的選舉中，眾院要選出所有435個席位；參院的100個席位中，要選出36個席位。

如果共和黨在11月選舉，取得兩院的優勢，歐巴馬總統想在國會中推動他的政治理念，將遭遇困難。

在選舉之前，歐巴馬能夠出的牌，就是告訴失去耐心的民眾，他的經濟政策會發揮作用，但需要一些時間。

吉布斯在節目中竭力為歐巴馬政府的政績辯護。他說：「因為總統成功的外交政策，我們和所有國家的關係，都變得更好。毫無疑問，我們的外交朝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吉布斯以最近的俄國間諜案舉例，他說：「如果你觀察數年前我們與俄國的關係，你會發現我們與俄國的關係正在改善。」

他說：「我們已經依照他們父母(俄諜)的心願，把俄諜的孩子全部送回俄國。」

吉布斯堅稱，雖然俄國間諜潛伏美國十多年，但他們並未將任何機密情報交給俄國。

該節目主持人David Gregory列出歐巴馬政府遭民眾批評之處，包括未能履行關閉關塔納摩監獄、阿富汗戰事升高和對伊朗、北韓制裁措施了無新意。

【2010/07/12 聯合晚報】

http://udn.com/NEWS/WORLD/WOR6/571995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