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板

中共政府目前在全國各地的律師事務所中以建立黨支部或指派黨建指導員、聯絡員等方式，實現了整個中國律師行業的全面「黨」化。學者們認為這是法制建設的一大倒退，對於中國法制的獨立性發展深表憂慮。

官方新華網2月16日的報導表示，根據中國司法部統計，截至到2009年6月，全國 14741家律師事務所中，有3895家單獨建立了黨支部，佔 26％；8105家聯合建立黨支部2692個，佔55％；並向2741家無黨員的律師事務所指派了黨建工作指導員、聯絡員，佔19％，由此實現了共產黨組織對中國律師行業的全面覆蓋。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中國政法大學的滕彪律師認為，在律師事務所中建共產黨組織，不利於中國社會的法制建設，它實際上是對律師進行控制，進行嚴格管理的一部份。所以律師一直都沒有辦法建立自己的行業自律、自治機構。尤其是很多地方要求律師協助處理一些群體性事件時，完全使法律的一些明確的規則沒有辦法落實。按照這樣的一個思路發展下去，那是不可能在中國建立一個法制社會的。

北京的法律學者王光澤也表示，律師事務所並不是隸屬於政府的行政機構，大規模建立黨組織，在很大程度上將危害司法體制的獨立性：「各個律師事務所當中大規模的建立黨支部，或者是指派黨建工作人員這種做法我覺得是對法律領域的獨立性是一種非常大的干涉。因為律師行業它屬於一種民間的法律服務行業，它不是官方的機構。正因為中國現在是這樣一個黨政一體的政治體制，律師事務所變成政黨的附庸的話，就會極大程度的損害法治的獨立性。」

王光澤表示：「中國法制領域這幾年推廣的一種理念就是三個至上：黨的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法律至上。在這個裡面它是把黨的利益放在首位。實際上法律的目的是什麼？首先是要限制公權力。公權力包括執政黨的權力和行政權力，其次才是一般的民事上的這個規範。所以說律師職業會極大的受到黨務部門或者是行政部門的這種干預。這種現象在法制領域建設方面是一個極大的倒退。」

滕彪律師指出，中國法制社會的發展有賴於獨立司法體系的建設以及對於公權力的有效監督：「在這樣一個體制下，絕大多數律師他都會或者主動、或者被動的去配合政府的一些工作。那麼很多律師在執業的過程當中失去了最基本的職業道德。所以要想在中國（建立）真正的法制社會還必須同建立獨立的司法體系，獨立的律師協會，同時也要對公權力進行有效的監督。目前看到的這些做法實際上是和這種目標背道而馳。」

從 2008年開始，中國司法部連續下發5個有關加強律師行業黨建工作的指導意見，在全國各地的律師事務所中以建立黨支部或指派黨建指導員、聯絡員等方式。但開始律師事務所並不積極，吉林一家律師事務所在材料中稱，該所一度只有律師加入民主黨派，而無律師申請加入中共。但隨著群體性事件的頻繁發生，中共高層顯然加強了控制。

至於為什麼中共重抓律師事務所，焦點還是群體性案件，南方週末去年引述雲南凌雲律師事務所黨支部書記楊崇玲的話說，「大家都認為律師是一個自由的職業，但這種自由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特別是在一些群體性案件，重特大敏感案件方面，律師政治方向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

司法部副部長趙大程明確說，貫徹落實中央關於「保穩定」的決策部署，維護社會穩定，是律師工作的「首要政治責任」。因此，中共急速擴大黨組織在律師事務所的佔有率。

去年8月，中國司法部部長吳愛英稱要教育律師講政治顧大局的講話引起網絡輿論譁然。消息迅速引起網民的批評，認為是對於「依法治國」這四個字的莫大諷刺。

http://epochtimes.com/b5/10/2/17/n2821448.htm

六千多名新納粹主義分子十三日在德國德勒斯登舉行歐洲最大的新納粹遊行，碰上一萬多名反對者攔阻封殺。雙方爆發衝突，造成至少廿七人受傷，約卅人被捕。

六千四百名新納粹分子聚在德勒斯登新城（Neustadt）火車站外，紀念二次大戰時同盟國對德勒斯登的大轟炸，為每年例行活動。參加者發表一系列演說並奏哀樂，但遊行被一萬兩千名反對者封阻。

警方出動近五千七百人維持秩序。警方表示，當晚新納粹分子和反對者爆發數起衝突，至少廿七人受傷，包括十五名警察。

反對者堵住高速公路、十字路口和鐵路，讓新納粹分子無法成行。德勒斯登市府表示，有一萬五千人響應市長歐羅施的號召，在易北河對岸組成人牆，成功攔阻新納粹遊行。

反新納粹聯盟發言人提耶雷表示，由於攔阻成功，新納粹今年的遊行規模不如往年。政治人物、藝術家和工會成員組成的團體「德勒斯登無納粹」成員羅特說，這是歐洲最大的新納粹遊行首度被成功阻止。德勒斯登市府一名發言人表示，結果顯示德勒斯登反對暴力、仇外，是對世人開放的城市。

反對者早前向當地法院訴請禁止新納粹遊行，但十一日被法院否決。

【2010/02/15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WORLD/WOR3/5426461.shtml

http://www.ted.com/talks/lang/chi_hans/chimamanda_adichie_the_danger_of_a_single_story.html

我是個說書之人。在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本人的故事，一些關于所謂的“單一故事的危險性”的經歷。我成長在尼日利亞東部的一所大學校園里。我母親常說我從兩歲起就開始讀書，不過我覺得“四歲起”比較接近事實。所以我從小就開始讀書，讀的是英國和美國的兒童書籍。

我也是從小就開始寫作。當我在七歲那年開始强迫我可憐的母親閱讀我用鉛筆寫好的故事外加上蠟筆描繪的插圖時，我所寫的故事正如我所讀到的故事那般。我故事里的人物們都是白皮膚、藍眼睛的，常在雪中嬉戲，吃著蘋果。（笑聲）而且他們經常討論天氣，討論太陽出來時，一切都多麽美好。（笑聲）我一直寫著這樣故事，雖然說我當時住在尼日利亞，幷且從來沒有出過國。雖然說我們從來沒見過雪；雖然說我們實際上只能吃到芒果；雖然說我們從不討論天氣因爲根本沒這個必要。

我故事里的人物們也常喝薑汁啤酒，因爲我所讀的那些英國書中的人物們常喝薑汁啤酒，雖然說我當時完全不知道薑汁啤酒是什麽東西。（笑聲）事隔多年，我一直都懷揣著一個深切的渴望，想嘗嘗薑汁啤酒的味道。不過這要另當別論了。

這一切所表明在一個個的故事面前我們是何等得脆弱，何等得易受影響，尤其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因爲我當時讀的所有書中只有外國人物，我因而堅信：書要想被稱爲書，就必須有外國人在里面，就必須是關于我無法親身體驗的事情。而這一切都在我接觸了非洲書籍之後發生了改變。當時非洲書幷不多，而且它們也不像國外書籍那樣好找。

不過因爲Chinua Achebe和Camara Laye之類的作家，我思維中對于文學的概念産生了質的改變。我意識到像我這樣的人──有著巧克力般的膚色和永遠無法梳成馬尾辮的蜷曲頭髮的女孩子們──也可以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我開始撰寫我所熟知的事物。

但這幷不是說我不喜愛那些美國和英國書籍，恰恰相反，那些書籍激發了我的想像力，爲我開啓了新的世界。但隨之而來的後果就是我不知道原來像我這樣的人也是可以存在于文學作品之中的。而與非洲作家的結緣則是將我從對于書籍的單一故事(認識)中拯救了出來。

我來自一個傳統的尼日利亞中産家庭。我的父親是一名教授，我的母親是一名大學管理員。因此我們和很多其他家庭一樣都會從附近的村莊中雇傭一些幫手來打理家事。在我八歲那一年，我們家招來了一位新的男僕。他的名字叫做Fide。我父親只告訴我們說，Fide是來自一個非常窮苦的家庭。我的母親會時不時地將山芋、大米還有我們穿舊的衣服送到他的家里。每當我剩下晚飯的時候，我的母親就會說：“吃乾淨你的食物！難道你不知道嘛？像Fide家這樣的人可是一無所有的。”因此我對Fide的家人充滿了憐憫。

後來的一個星期六，我們去Fide的村莊拜訪，她的母親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精美別致的草籃──是Fide的哥哥用染過色的酒椰葉編織的。我當時完全被震驚了。我從來沒有想過Fide的家人居然有親手製造東西的才能。在那之前，我對Fide家唯一的瞭解就是他們是何等的窮苦，正因爲如此，他們在我腦中的印象只是一個字──“窮”。他們的貧窮是我賜予他們的單一故事。

多年之後，在我離開尼日利亞前往美國讀大學的時候，我又想到了這件事。我那時19歲。我的美國室友當時完全對我感到十分驚訝了。她問我是從哪里學得講一口如此流利的英語，而當我告知她尼日利亞剛巧是以英語作爲官方語言的時候，她的臉上則是寫滿了茫然。她問我是否可以給她聽聽她所謂的“部落音樂”。可想而知，當我拿出瑪麗亞凱莉的磁帶時，她是何等的失望。（笑聲）她斷定我不知道如何使用電爐。

我猛然意識到：在她見到我之間，她就已經對我充滿了憐憫之心。她對我這個非洲人的預設心態是一種充滿施恩與好意的憐憫之情。我那位室友的腦中有一個關與非洲的單一故事。一個充滿了灾難的單一故事。在這個單一故事中，非洲人是完全沒有可能在任何方面和她有所相似的；沒有可能接受到比憐憫更複雜的感情；沒有可能以一個平等的人類的身份與她溝通。

我不得不强調，在我前往美國之前，我從來沒有有意識地把自己當作個非洲人。但在美國的時候，每當人們提到“非洲”時，大家都回轉向我，雖然說我對納米比亞之類的地方一無所知。但我漸漸的開始接受這個新的身份。現在很多時候我都是把自己當作一個非洲人來看待。不過當人們把非洲當作一個國家來討論的時候，我還是覺得挺反感的。最近的一次例子就發生在兩天前，我從拉各斯搭乘航班。旅程原本相當愉快，直到廣播里開始介紹在“印度、非洲以及其他國家”所進行的慈善事業。（笑聲）

當我以一名非洲人的身份在美國度過幾年之後，我開始理解我那位室友當時對我的反應。如果我不是在尼日利亞長大，如果我對非洲的一切認識都來自于大衆流行的影像，我相信我眼中的非洲也同樣是充滿了美麗的地貌、美麗的動物、以及一群難以理解的人們進行著毫無意義的戰爭、死于艾滋和貧窮、無法爲自己辯護幷且等待著一位慈悲的、白種的外國人的救贖。我看待非洲的方式將會和我兒時看待Fide一家的方式是一樣的。

我認爲，關于非洲的這個單一故事從根本上來自于西方的文學。這是來自倫敦商人John Locke的一段話。他在1561年的時候曾游歷非洲西部，幷且爲他的航行做了番很有趣的記錄。他先是把黑色的非洲人稱爲“沒有房子的野獸”，隨後又寫到：“他們也是一群無頭腦的人，他們的嘴和眼睛都長在了他們的胸口上。”

我每次讀到這一段的時候，都不禁大笑起來。John Locke的想像力真的是讓人敬佩。但關于他這段作品極其重要的一點是它昭示著西方社會講述非洲故事的一個傳統。在這個傳統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充滿了消極、差异以及黑暗，是偉大的詩人吉卜林筆下所形容的“半惡魔、半孩童”的奇异人種。

正因此，我開始意識到我的那位美國室友一定在她成長的過程中看過幷且聽過關于這個單一故事的不同版本，就如同之前一位曾經批判我的小說缺乏“真實的非洲感”的教授一樣。話說我倒是甘願承認我的小說有幾處寫的不好的地方，有幾處敗筆。但我很難相像我的小說竟然會缺乏“真實的非洲感”。事實上，我甚至不知道“真實的非洲感”到底是個什麽東西。那位教授跟我說我書中的人物都和他太接近了，都是受過教育的中産人物。我的人物會開車。他們沒有受到饑餓的困擾。正因此，他們缺少了真實的非洲感。

我在這里不得不指出，我本人也常常被單一的故事蒙蔽雙眼。幾年前，我從美國探訪墨西哥。當時美國的政治氣候比較緊張。關于移民的辯論一直在進行著。而在美國，“移民”和“墨西哥人”常常被當作同義詞來使用。關于墨西哥人的故事是源源不絕，講的都是欺詐醫療系統、偷渡邊境、在邊境被捕之類的事情。

我還記得當我到達瓜達拉哈拉(墨西哥西部一城市)的第一天，看著人們前往工作，在市集上吃著墨西哥卷、抽著烟、大笑著。我記得我剛看到這一切時是何等的驚訝，但隨後我的心中便充滿了羞耻感。我意識到我當時完全被沉浸在媒體上關于墨西哥人的報道，以致于他們在我的腦中幻化成一個單一的個體──卑賤的移民。我完全相信了關于墨西哥人的單一故事，對此我感到無比的羞愧。這就是創造單一故事的經過，將一群人一遍又一遍地呈現爲一個事物，幷且只是一個事物，時間久了他們就變成了那個食物。

而說到單一的故事，就自然而然地要講到權力這個問題。每當我想到這個世界的權力結構的時候，我都會想起一個伊博語中的單詞，叫做“nkali”。它是一個名詞，可以在大意上被翻譯成“比另一個人强大”。就如同我們的經濟和政治界一樣，我們所講的故事也是建立在nkali的原則上的。這些故事是怎樣被講述的、由誰來講述、何時被講述、有多少故事被講述，這一切都取决于權力。

所謂的權力，不單單是講述一個關于別人的故事的能力，而是將那個故事轉變爲關于那個人的决定性故事。巴勒斯坦詩人Mourid Barghouti曾經寫到：如果你想剝奪一群人的權利，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講述一個關于他們的故事，幷且從“第二點”開始講起。從印第安土著人的弓箭講起，而不是英國人的侵占，整個故事將變得完全不同。講述一個故事，從非洲國家的失敗談起，而不是殖民者瓜分創建這些非洲國家的過程，整個故事將變得完全不同。

我最近剛剛在一個大學做了一篇講座，一個學生對我說：非常可悲，尼日利亞的男人都和我書中的父親角色一樣，都是施暴者。我告訴他我最近剛剛讀了一本小說，叫做《美國精神病人》，（笑聲）對此我也感到很惋惜，美國青年都是連環殺手。（笑聲）（掌聲）當然了，那是我一時的氣話。（笑聲）

我絕不會認爲僅僅因爲我對了一本以連環殺手爲主角的小說，他便可以代表所有的美國人。這幷不是因爲我比那位學生出色，而是因爲，美國的文化以及經濟雄厚實力使得我有機會掌握了關于美國的多重故事。我讀過泰勒、厄普代克、斯坦貝克以及蓋茨克爾。因此，我對美國的瞭解幷不是來自單一的故事。

當我多年前聽說作家們必須有極其不幸的童年才能取得成功的時候，我開始思考如何捏造一些我父母對我做過的惡行。（笑聲）但是事實，我的童年非常愉快，充滿了歡笑和關愛，也有著一個非常親密的家庭。

但我也有在難民營中死去的祖父。我的表兄Polle因爲無法得到充足的醫療而去世。我最親近的朋友之一Okoloma死于一場飛機失事，因爲我們的消防車中沒有水。我在不重視教育、充滿壓迫性的軍權政府下長大，以致于我的父母有時根本拿不到他們的工資。因此，年少的我目睹果醬從早餐桌上消失，隨後黃油也消失了，麵包變得無比昂貴，牛奶需要限量供應。最重要的是，政治恐懼成了我們生活中習以爲常的一部分。

所有這些故事都塑造了我。但如果我僅僅關注這些悲觀的故事，那麽我就簡化了我的生命歷程，幷且忽視了許多其他同樣塑造了我的故事。單一的故事衍生單一的傳統典型。而這些以偏概全的想法所存在的問題幷不是在于它們不真實，而是在于它們不完整。它們將一個故事轉變成了唯一的故事。

當然了，非洲大陸充滿了灾難。有的灾難，比如剛果猖獗的强奸，是無比巨大的；而有的現實，比如尼日利亞5千人申請一個工作職位，則更讓人無比的壓抑。但與此同時，非洲大陸也有許多和灾難不相關的故事。談論這些故事也是相當重要的，也是同等重要的。

我一直都覺得要想充分理解一個地區、一個民族，就必須充分理解和那個地區、那個民族相關的所有故事。而單一故事的結果就是：它奪走了人們的尊嚴。它使得我們難以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它强調我們之間的不同，而不是我們之間的相同。

如果在我的墨西哥之行開始前，我去同時聆聽移民辯論美墨兩邊的論點，結果會是怎樣呢？如果我的母親告訴我們Fide一家雖然窮，但是很努力，結果會是怎樣呢？如果我們有一個非洲電視臺在全世界播報關于非洲的不同故事，結果會是怎樣呢？播報尼日利亞作家奇努阿·阿契貝所謂的“平衡的故事”。

我杰出的尼日利亞出版商Mukta Bakaray是個讓人難以置信的男人，他離弃了原本在銀行的工作，去追逐自己的理想，成立了個出版社，如果我的室友聽說過他，結果又會是怎樣呢？世俗告訴Mukta Bakaray：尼日利亞人是不讀文學作品的。他不這樣認爲。他覺得尼日利亞人會讀書、想讀書，但前提是這些書價格不能太昂貴，幷且要普及到人民大衆。

在他發布了我的第一部小說的不久後，我前往拉各斯的一家電視台接受訪問。期間一位在那里做通信員的女士走向我，幷且說道：“我真的非常喜歡你的小說。但我不喜歡那個結尾。你必須寫一個續集，幷且要這麽寫...”（笑聲）她滔滔不絕地告訴我在續集中要寫些什麽。她的言語不僅僅讓我充滿歡喜，也讓我充滿了感動。她只是一個平凡的女士，尼日利亞普羅大衆中的一員，一個本不應該讀書的分子。但她不僅僅是讀了那本書，而且充滿參與創作的欲望，幷且覺得有足够的權力來告訴我在續集中要寫些什麽。

我的朋友Fumi Onda是個無畏的女人，她在拉各斯主持一檔電視節目，旨在揭露那些被掩埋的故事，如果的室友聽說過她，一切會變得不同嗎？如果我的室友聽說過上周在拉各斯醫院進行的心臟手術，一切會變得不同嗎？如果我的室友聽說過尼日利亞的當代音樂呢？極富才能的人們用英語、皮欽語、伊博語、約魯巴語和伊喬語演唱，將杰斯、費拉、鮑勃·馬利以及他們祖父們的音樂混雜在一起。最近有一名女律師在尼日利亞的法庭上挑戰一條極其不可思議的法案──婦女必須經過她們老公的許可才可以更新她們的護照，如果我的室友聽說過她，結果會怎樣呢？如果我的室友聽說過“尼萊塢”以及那些衝破技術上的缺陷，不斷地創作影視作品的創新者呢？他們製作的電影在本地極其流行，是尼日利亞人自給自足的最佳例子。給我辮辮子的朋友最近剛剛成了自己的事業，開始售賣她的接發片，如果我的室友聽說過她，結果會怎樣呢？或者是其他數以百萬的尼日利亞人，創辦自己的産業，雖然難免失利，但却不曾放弃雄心，如果我的室友聽說過他們，又會怎樣呢？

我每次回家的時候，都會面臨那些令衆多尼日利亞人頭疼的事情：失敗的基礎設施，失敗的政府。但與此同時，我也看到了人們面對這個政府所展現出的堅韌不拔，而不是被它給擊垮。每年夏天我都在拉各斯開辦寫作班，都會被申請的人數震驚到，有這麽多的人想要學習寫作，想要講述他們的故事。

我的尼日利亞出版商和我剛剛成立了個非營利性的組織，叫做Farafina信托。我們充滿了偉大的夢想：我們想建造圖書館，幷且重新裝修已有的圖書館，對于那些圖書館內空空如也的政府學校我們會捐贈圖書，我們也會組織大量的閱讀班、寫作班來幫助那些渴望講述我們身上故事的人們。故事很重要。多重性的故事很重要。故事一直被用來剝奪、用來中傷。但故事也可以賦予力量與人性化。故事可以擊毀一個民族的尊嚴，但也可以修補那被擊毀的尊嚴。

美國作家Alice Walker曾寫過她那些搬遷至北方的南方親戚們。她爲他們推薦了一本書，一本關于他們已揮別的南方生活的書。“他們團團坐在一起，讀著這本書，或是聽我給他們讀這本書，一種天堂因此而被重拾。”我想以此來結束我的演講：當我們拒絕單一的故事，當我們認識到任何地方都沒有單一的故事時，我們將重拾一份天堂。謝謝。（掌聲）

伊朗總統阿曼迪內加（Mahmoud Ahmadinejad）11日在伊朗革命31周年紀念日宣稱，德黑蘭已擁有製造武器級核燃料的能力。在華府，白宮發言人吉布斯表示，美國不信伊朗已能把鈾濃縮到更高程度。美國並計畫近期發表伊朗核子計畫評估報告，指伊朗政府已恢復有限度的研發核武作業。

阿曼迪內加的談話旨在於宣示伊朗的核子力量和嘲弄西方國家，藉此激勵民心，在這個重要紀念日轉移民眾的目標，不讓反對人士再利用這個國定假日走上街頭抗議。他基本達到了目的。


阿曼迪內加在德黑蘭廣場龐大的人群前高唱反西方論調，指責美國與歐洲國家想把伊朗扳倒，並向西方挑戰。他說，伊朗已成功把鈾的濃縮度提高到20%。


針對此種說法，歐巴馬政府表示不予置信，並指控伊朗政府向反對人士發動前所未有的鎮壓，壓制革命紀念日的抗議活動。


白宮發言人吉布斯說：「老實說，阿曼迪內加說過許多話，到頭來都不是真的。我們不相信他們（伊朗）擁有他們自稱的濃縮鈾能力。」


美國不久後並將發表評估伊朗核子能力報告，修正2007年的說法，當時的報告指伊朗自2003年起已停止「武器化」核子計畫，但許多西方情報機構不同意美方當時的評估。


了解內情人士表示，新報告將指出，伊朗核武發展只能說推進一些。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news/6118158/article-%E4%BC%8A%E6%9C%97%E5%AE%A3%E7%A8%B1%E8%83%BD%E9%80%A0%E6%A0%B8%E6%AD%A6-%E7%BE%8E%E4%B8%8D%E4%BF%A1?instance=in

歐洲聯盟應否解除對中國軍售禁令，各會員國意見紛歧，總部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國際無疆界人權組織疾呼，歐盟不應以商業利益向中國妥協。

最新一期比利時主要英文媒體「議會雜誌」（TheParliament Magazine）刊載題為「歐盟是否對中國解除軍售禁運令人關注」的文章。

文章引述「國際無疆界人權組織」負責人佛特爾（Willy Fautre）的觀點，呼籲歐盟不要解除禁令。他說，有些甚囂塵上的傳聞，西班牙和法國擬以商業利益優先向中國人權問題妥協，籲請歐盟解除對中國軍售禁令。

佛特爾表示，嚴重關切歐盟的動向，特別是去年10月歐盟解除對烏茲別克軍售禁令，儘管烏茲別克在人權改善問題並未有明顯進展，歐盟展現了十足勇氣的作為，等同向北京等所有專制政權發出錯誤訊息。

國際無疆界人權組織不僅關切歐盟對中國軍售，同時也注意中國近來對美國軍售台灣的反應。佛特爾說，可想而知，北京對美國軍售台灣必定激烈反彈。

佛特爾表示，但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有膽識，不因中國空洞的恫嚇而屈服，甚至又表明近期將會晤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

中國在1989年血腥鎮壓天安門廣場前的學生，歐盟決定禁止軍售中國至今。但包括法國與西班牙等部分歐盟會員國，最近卻頻頻釋出應考慮解除對中國武器禁運的訊息。

是否應解除對中國軍售，歐盟內部使終意見紛歧，法國與西班牙雖力主解禁，但英國等則持反對意見，而歐盟若有意解除對中國軍售禁令，最終必須獲得全體27個會員國一致同意方能實施。

http://udn.com/NEWS/WORLD/WOR3/542684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