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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5日蘋果日報

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第三世界國家（仗人多勢眾）掌控聯合國機器，開始在聯合國宣言與會議上大力推動「國際經濟新秩序」；基本要求很簡單，就是把工業化西方國家的大筆財富轉移給第三世界。

基於甚麼理由？據說是為了「平等」，透過全球社會主義重新分配財富，且夾帶些許後殖民時代的賠償色彩。這基本上是向民主國家辛勤工作的公民徵稅，填補第三世界貪腐國家的國庫；幸好這種想法並未付諸實行，主要得歸功於雷根總統與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他們牢牢釘死這項企圖。

但這樣的夢想永遠不死。意圖搶奪西方國庫的盜賊如今再起，且師出有名，頗符合當前的意識形態潮流。社會主義已死，如今大撈一票的理由是替最新的宗教服務：環保主義。

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一大目標，即是另一種「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勒索：把工業化西方國家的數千億美元轉移給第三世界以拯救地球，比方說在「憂鬱的熱帶」培植綠色產業。

就政治而言，這是再妙不過的點子，觸及左派各個性感帶：富人罪惡感、後殖民罪惡感和環保罪惡感。但假環保之名、實則動搖工業民主國本的想法，不僅在哥本哈根的國際主義圈圈內大鳴大放，在美國也有人呼應。


應修改清淨空氣法案

哥本哈根會議開幕當天，美國環保署聲稱有權規範碳排放量，因為二氧化碳「有害」人類健康。既然美國經濟基本上脫離不了碳，環保署幾乎可以管控一切。年度碳排放量超過250公噸的各個機構，都將難逃環保署魔爪，包括上百萬個綜合建築、醫院、工廠、學校、商業和類似的企業。這是自從國稅局設立以來，被賦予最深入民眾經濟生活的聯邦機構。

以環保為名，赤裸裸主張巨大的行政權；這正是捷克總統（兼經濟學家）克勞斯的預言成真：環保主義成為新的社會主義，即政府利用圖騰般的理想，攫取經濟和社會的制高點。

社會主義大大失敗了，左派只能隨波逐流，直到逮到另一個機會東山再起：由紅轉綠。文化精英直接從社會主義的悼念儀式轉向環保的祭壇，目標相同：把高度集中的權力，賦予最好和最聰明的精英，包括新的專家、經理人和技術官僚。只是這次的理由據稱不再是廢除壓迫和不平等，而是拯救地球。不是每個人樂見「零碳國際新秩序」的到來。當歐巴馬政府（向哥本哈根）暗示美國承諾要大幅削減碳排放量時，民主黨參議員韋伯上書總統，抗議他無權獨斷而為，而應取得國會同意。

這牽涉合憲與否的問題。如果你想進行社會革命，在85％以碳為基礎的能源經濟中，大幅控管碳排放和課稅，你應該透過反映民意的國會進行，而不是透過環保署官僚的一紙行政命令而為。國會不只應該抗拒行政濫權，更應該拿出王牌：修改現有的清淨空氣法案，透過排除環保署對於碳排放的管制、還原法案本意，把相關權力保留給國會與未來的立法。你應劍及履及，因老大哥不只披著中情局的外衣，還會戴上環保署的帽子，笑敲你家大門。


作者為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161370/IssueID/20091215

主要是核能發電與火力發電

這兩項的利弊能請有研究的島民出來說明一下嗎?

看到不少訊息,一堆環保團體是反核的,但是看看火力發電又沒環保到哪去,不太能理解那些低輻射量的廢棄物能影響什麼,記得之前看過幾份資料,蘭嶼的輻射量是全台最低的...

排碳議題是建基於一個前題（後稱「急需減排前題」），認為地球有必要在 2015 年這個大限前，大幅開展減排量的措施，否則地球將出現大災難。這個前題是否被認真看待十分重要的，因為如果前題不成立，結論就不成立。有些國家（例如印度）對此前提抱有懷疑，那麼，她採取「減碳強度」態度就是變得可以接受，事實上印度可以把排碳議題視為單純的外交與經濟手段，而不可接受的部分（視乎信仰而定）只是那些國家對這個前題的懷疑態度而已。因此，以下的部分是建基於急需減排前題被信服之下，抱懷疑的國家大可以好像印度那樣做。

「碳強度」是騙人的手法，讓人相信有關國家相信急需減排前題，並且做好了負責任的態度，但事實上只是轉移視線，對前題所論及的災難風馬牛不相及。

這裡我們要處理兩個觀念，一個是急需減排前題的內容，另一個是碳強度。

「急需減排前題」的內容很簡單。部分氣候科學家預言，如果在 2015 年這個大限前，無法展開大幅開展減排量的措施，把未來總減排量限制在一個水平，那麼地球將產生無可逆轉而有害的巨大變化。這個大限是迫切的，因為二氧化碳其實並不是最強的溫室氣體，水氣與雲才是，當水氣與雲去到一定的程度，這個過程會把更多的冰變成水氣與雲，形成正反饋作用，那時無論如何減排都不會有任何作用。預言的科學家面對大眾質疑時都十分抗拒把原始數據公開給公眾驗查，令這個前題可被懷疑，但本文以下部分是以這個前題成立而寫的，有關的合理懷疑點我不於本文處理。

「急需減排前題」的要求很簡單，那是要求地球各國訂立計劃，相對 1995 年（或 1990 年，但不會相差很遠）必要減排某個比例，並立即準備相關措施。作為國際責任，所有信仰國都需要交一個減排比例，以支持地球整體達到碳封頂目標。因為問題是迫切性的，任何小修小補都無意義的，只有落實到減排比例才是有意義的。

所謂「碳強度」，就是限制碳排量與國民生產總值（美元計算）的比例。主張「碳強度」的國家日後可以改變遊戲規則，不以美元結算，籍此作弊屈機，不過，我先作出善意假定，暫時相信主張「碳強度」的國家不會籍改變遊戲規則令自己有便宜。

小心看清楚便知道，「碳強度」與「急需減排前題」是完全馬風牛不相及的。「必需減排前題」所主張是一個有迫切時限性的準災難，要求碳封頂，而不是要求小修小補。「碳強度」所指的只是碳排量與國民生產美元的比例，「美元」並不是什麼貴金屬（事實上金本位也會損害民生，不可取），它是可以任意編改（注意連印刷都不需要）的電子貨幣，隨便可以加一兩個零。在「急需減排前題」下，減排量是可以隨便加一兩個零的麼？

因此，「碳強度」只是轉移視線，對「急需減排前題」所論及的災難風馬牛不相及。如果不答應減排比例，那麼什麼都不要答應好了，否則都只是作秀。

另外我留意到綠色和平觀迎有關「碳強度」的承諾，與這個爛秀起舞，只是在數字上爭論，我感到十分之失望。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321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2009-07-29

“氣候變化否認者”一詞聽上去讓人討厭。它把那些懷疑全球變暖這一主流科學觀點的人，與“納粹大屠殺否認者”聯繫在一起。該詞暗示，氣候變化否認者不僅是錯誤的，還是邪惡的。

但是，氣候變化遊說者本身也陷入了自我締造的危險幻覺中。他們否認的不是科學，而是國際政治的現實。

目前，應對全球變暖的努力，聚焦於12月份在哥本哈根舉行的大型國際峰會。但在哥本哈根締結協議、達到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小組制定的二氧化碳減排目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私下裏，許多氣候變化活動人士都會承認這一點。但哥本哈根峰會是目前應對氣候變化的唯一機會——因此他們將繼續努力。

1992年，第一個聯合國氣候變化協定在里約簽署。但在此期間，二氧化碳排放率穩步上升——似乎未受到聯合國會議熱烈氣氛的影響。

簡單的做法是把二氧化碳減排缺乏國際效應怪罪到喬治·W·布希身上。即使許多氣候變化人士曾寄希望於新入主白宮的巴拉克·奧巴馬能夠改變全球二氧化碳減排的格局，但越來越明顯的是他們的希望不太可能成為現實。美國眾議院通過了限制碳排放的法案。但其條款非常寬鬆，似乎效果不會很大。氣候變化遊說人士曾希望，如果美國帶頭制定新的法律，全球其他國家將會回應。但至今幾乎都沒有這方面的跡象。

當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最近訪問印度請求東道主限制碳排放時，她遭到了拒絕。本周中國政府代表在華盛頓的態度可能會稍微禮貌一些。但他們表態的實質內容可能同樣強硬。印度和中國指出，大氣中已經存在的二氧化碳，絕大部分是西方工業化國家排放的。中國目前或許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但按人均計算，中國的碳排放水準仍遠低於西方。印度和中國在問，為什麼美國和歐洲應當保持現有的能源消耗水準，卻不讓更貧窮國家的人均能耗提高到這一水準？這是一個關乎公平的問題。

到目前為止，印度和中國拒絕接受有約束力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標。即便他們在哥本哈根談判期間改變立場（這一點還尚未確定），富國付出的代價也將不菲。擬議的交易實質上是，富國賄賂窮國，讓他們削減排放和採用更清潔的技術。中國曾提議所有發達國家拿出本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來幫助窮國抗擊全球變暖。

想像一下，如果你是奧巴馬，要你來勸說美國民眾接受一份這樣的協議。當下美國的預算赤字已經占到GDP的12%，而中國坐擁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美國總統將不得不請求美國人民向中國開出一張巨額支票，來抗擊全球變暖——同時祈禱中國大方地同意繼續購買美國國債，為美國赤字融資。這聽起來不像一個政治上的好主意。

即使與會國家以某種方式在哥本哈根達成協定，協定所涉及的二氧化碳減排承諾亦很難讓人信服。八國集團(G8)的富國（包括美國在內）表示，他們希望到2050年減排80%——這意味要大量轉為依賴更清潔的能源。正如科技作家奧利弗·莫頓(Oliver Morton)所指出的那樣，“在2050年前建造兩萬億瓦核電裝機容量——足以供應所需非碳能源總量的10%——意味著每週就得建造一座大型核電站；目前全球建造核電站的速度是每年五座左右。建造一萬億瓦風能——非碳能源總需求的5%——需要大約400萬座大型風力發電渦輪機”。

經濟學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發表了一份很有影響力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辯稱，向低碳經濟過渡是可以負擔的，並與持續的經濟增長沒有矛盾。西方主要政界人士表示，他們相信這一點，並樂觀地談到未來的“綠色就業”。但沒有跡象顯示他們採取實際行動支援自己的立場，比如刻意提高化石燃料成本，或在替代能源上進行必要投資。參與全球氣候變化談判的所有政界人士都知道，一個國家若單邊採取行動，可能會嚴重破壞本國經濟（起碼是在短期內），同時也無助於解決全球問題。

這種國際協商形勢，使氣候變化活動人士處於巨大的尷尬之境。大多數人確實相信，如果在哥本哈根未能締結國際協議，後果將是災難性的。但他們也知道，即便達成協定，協定的約束力也可能是微弱和低效的。如果他們公開承認這些，就有可能使大家喪失信心，陷入不作為的氛圍。但如果他們繼續積極推進，他們肯定知道自己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了一個很可能不會實現的目標。

這是一個糟糕的兩難處境，但在艱難形勢下，最好是直面事實。麻煩在於，氣候變化辯論雙方（以不同的方式）都陷於鴕鳥心態。

帶水壺出門?